西周时期小贵族家族的崛起——以董家村铜器所见裘卫家族为中心

西周时期贵族家族的地位并非始终不变,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起有落。某些最初地位比较低下的小贵族家族后来反而兴盛起来,裘卫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它的发展轨迹,来窥见整个西周时期小贵族家族崛起的状况。裘卫家族主要见于董家村铜器。对董家村铜器的时代弄清楚之后,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裘卫家族的人员、世系和发展轨迹。裘卫家族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只是一个小贵族家族,后来通过不同代人持续的拼搏努力,再加上与更大的贵族家族的联姻,最终在西周后期实现了家族的崛起。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畲族女神信仰初探——以闽浙地区为考察中心

畲族民间信仰中,女神信仰占有重要地位。畲族女性始祖三公主、浙南地插花娘等,是畲族族内女神;陈靖姑、马仙和汤夫人等,是畲汉共同信仰的女神;太姥娘娘则是有待重新认识的畲族女性始祖,其文化意义或许可与三公主比肩。对畲族女神信仰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将有利于畲族文化艺术的纵深研究。     

安徽东至周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以周馥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东至周氏自周馥始,枝繁叶茂、绵延昌盛、人才辈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本文以周馥为例,通过周馥协助李鸿章创办洋务民用企业,及任山东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考察,探讨了东至周氏家族在发展近代实业方面的贡献。     

移民家族的崛起与明清时期地方新秩序的构建——以山东掖县旧方志和族谱为考察中心

经过元末兵燹,山东掖县土著居民锐减,旧的地方秩序被打破。明朝建立前后,大批移民涌入,面对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呈现出迅速上升、崛起的态势。明中期以来,很多移民家族成员,接连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资源,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同时,他们又通过种种途径,逐渐攫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终于构建起以他们为中心的地方新秩序。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建国初期私立小学拥护接收内部考察——以江苏地区为中心

建国初期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私立小学失去了来自外部经济资助,仅靠学费和国家的补助无法保证长期维持。私立小学的利益相关者诸如教师、家长及校董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欢迎政府接收的力量。     

“布衣上交天子”原因探析——以江春为考察中心

江春作为布衣,之所以能上交天子.首先,由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为江春结交天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江春与乾隆帝拥有颇为相似的兴趣爱好,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再次,江春沉稳老练的性格特点赢得了乾隆皇帝的褒扬.此外,江春还积极主动地巴结乾隆皇帝.     

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蕲州、黄州二卫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卫所军户的演变以及在其家族成立的过程中军役负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明代由于在营余丁的增多,且都附着在同一个卫军的名下,他们逐渐繁衍成一个同姓的血缘群体,因与原籍之间失去联系,军差也转而完全由其承担.入清以后,漕运负担日渐沉重,开始成为卫所军户难以摆脱的附骨之疽,对此,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应对军差,于是,军役负担亦成为了其家族形成并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之一.并且,因为军役的沉重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现象,诸如如何在本户内分配军差、分担军役时与其他军户之间的斗争、户内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及不被周围民户所认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卫所军户家族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苏南女性有关科举制认知之变化——以家族文献资料为中心

科举制实施1400多年,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女性,她们是科举社会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尤其在重文兴教风气盛行、盛产进士的苏南区域,更是如此。明清时期,苏南家族的女子随着科举制的变迁,对科举制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明代江阴梧塍徐氏的两位母亲,清代江阴缪氏、昆山龚氏、常州西盖赵氏家族的多位母亲,直至清末吴县叶氏家族、无锡城中薛氏家族和天授胡氏家族的多位女子,堪为典型之例。通过对她们相关言行的描述与分析,大致可以勾勒出科举制变迁之下苏南女性关于科举制及教育的认知与行动的变化。     

美国大学崛起的制度秘密——以大学法人制度的两次转型为考察中心

美国大学何以崛起?这是历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一道重要命题。从法律层面剖析,美国大学崛起的根本秘密在于大学法人制度,其形成与确立主要缘于以"国家理性"为核心特征的近代化转型和以"市场机制"为核心表征的现代化转型。具体来说,多元化的大学法人身份是美国高校的直观特点,而"外行董事会制度""终身教职制度""认证制度"这三大制度则共同支撑起美国几百年来不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马克思人本思想探析——以《共产党宣言》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是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充分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本文以《共产党宣言》文本为基础,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人本思想提出的背景、《共产党宣言》文本中体现的人本思想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等三个方面。     

清代苏北地区慈善事业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苏北地区的育婴堂事业取得显著的发展,育婴堂几乎遍及当时苏北各州县。虽然部分州县的育婴堂仍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建立,但民间力量已广泛参与到育婴堂的创建和管理中。同样,即使是民间力量创建的育婴堂,地方官员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协作无疑是促进清代苏北育婴堂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明清徽商家族的贾儒兼业——以《太函集》为中心的考察

徽州既是商贾之乡,又儒风独盛,故在徽州家族内出现贾儒分业现象。以徽商家族为例,家族分业时率先考虑令子弟业儒,但出贾于家族而言又必不可缺。贾儒兼业遂成为徽商家族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看似贾儒并举,但其中亦存在着一种递进关系,即贾为儒佐,儒以显名。这个递进关系揭示出徽商家族内部的终极目标仍是业儒入仕,以此亦反映出,在商人家族内部,商之地位尚不如儒之地位。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与乡村成人教育探析——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小学教师作为近代乡村社会的特殊知识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改造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被赋予了参与乡村社会重建的使命.他们通过推进乡村成人教育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会重建活动中来,这不仅推动了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更为近代乡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康有为的宗教观——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的。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江夏李氏考索——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

李善家族源于江夏李氏,然而年代久远世系混乱,近年出土墓志若干,结合出土文献可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重新勘误补订.李善一系规模较大的迁徙约有四次:赵郡——颍川——江夏——浙东——江都.江夏李氏屡遣战乱,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优势丧失,仅能通过文化价值凸显门户优势,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的丰富与艺术才华的出众.李式与李充、李善与李邕的出类拔萃均体现出明显的家族特性,表明家族文化的内部传承直至唐代依然存在并且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清代扬州地区慈善机构的管理与运作——以育婴堂为中心的考察

育婴堂是清代设立的专门用以收养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在清朝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清代扬州地区的育婴慈善机构有了显著的发展,育婴堂几乎遍及当时扬州各州县。在育婴堂的创建和管理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育婴堂的运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等弊端和问题。     

金元陵川文化的繁荣 ——以郝氏家族为中心

随着金元两代入主中原、重用汉臣,优良的农耕与制造业得以发展,陵川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以郝氏家族为例,对陵川金元文化的繁荣深入探索,着重介绍以郝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望族对陵川文化教育的贡献,其间涌现出的名仕名流对陵川文化发展的推动。虽然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但陵川文化却达到了顶峰,对后世的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吴起杀妻考——以性别角色为中心的考察

吴起杀妻的做法向来为人所诟病。人们多指责其“贪名”,而少有人以男女性别角色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列国,性别角色的分布又不尽相同。然而吴起杀妻在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和政治利益的双重作用下却得以无罪。经考证,吴起杀妻的确切年代应为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