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刑法志》献疑一则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景云初,睿宗又敕户部尚书岑羲、中书侍郎陆象先、右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绍、刑部员外郎邵知与、删定官大理寺丞陈义海、右卫长史张处斌、大理评事张名播、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凡十人,删定格式律令.     

与《旧唐书》共存的一部力作--评《<旧唐书>辨证》

<旧唐书>具有保存史料原貌的优点,但在编纂与传刻中多有文字讹误,虽有中华书局点校本,但疏漏甚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中之<<旧唐书>辨证>,是武秀成花十馀年工夫完成的,分九个专题,共三十馀万字,多有独到见解和重要发现,例如改正该书系时讹误约四百条,订补<旧志>讹脱近百处,以及对点校本误校的分析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今后研读<旧唐书>者所必备.     

《旧唐书&#183;刑法志》献疑一则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景云初，睿宗又敕户部尚书岑羲、中书侍郎陆象先、右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绍、刑部员外郎邵知与、删定官大理寺丞陈义海、右卫长史张处斌、大理评事张名播、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几十人，删定格式律令。     

闻本《旧唐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

闻人诠刻本《旧唐书》(下文简称"闻本")是现存最早的《旧唐书》完本,笔者通过对罗士琳等《旧唐书校勘记》中所引《旧唐书》与现百衲本中的闻本部分对勘,发现二者屡有不合。经在南京图书馆查访两种现存闻本,发现闻本有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别,二者也确实存在一些文字间的差异。本文用它们不同的地方与百衲本中的宋本对勘,认为初印本更符合《旧唐书》原貌。现在标点本《旧唐书》的修订应注意到这个问题。     

《旧唐书·高力士传》辨误三则

笔者近读<高力士神道碑>①、<高力士墓志>②,发现<旧唐书·高力士传>③对高力士相关事迹的记载存在讹误,今据这些碑志材料加以辨正.     

《水经注》校勘辨正一则

《水经注》是一部由北魏郦道元撰写的以河流系统为纲的历史地理名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较多残缺与讹误,自明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校勘和研究。在《水经注》的研究史上出现了很多校勘成果,著名的有明代朱谋玮的《水经注笺》,清代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戴震校《水经注》、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王国维的《水经注校》;而当代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更是后来居上,     

与《旧唐书》共存的一部力作——一评《〈旧唐书〉辨证》

《旧唐书》具有保存史料原貌的优点，但在编纂与传刻中多有文字讹误，虽有中华书局点校本，但疏漏甚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中之《(旧唐书)辨证》，是武秀成花十馀年工夫完成的，分九个专题，共三十馀万字，多有独到见解和重要发现，例如改正该书系时讹误约四百条，订补《旧志》讹脱近百处，以及对点校本误校的分析等，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今后研读《旧唐书》者所必备。     

《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正误

《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误讹颇多,大略可分为三类：一是唐人因避讳导致的有意识误讹,二是传抄过程中字形相似导致的无意识误讹,三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误讹。这些误讹的影响是非常消极而又深远的,正误工作势在必行。结合相关史料,对所发现的二十六部别集集名的误讹,进行简明辩正。     

《敦煌赋汇》校勘一则

张锡原录校的《敦煌赋汇》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汇集了目前敦煌文书中赋类文章共计27种。由于收录既全,校勘示精,实为有关学者不可少之书,惟拜读之余,发现其中仍不无失校、漏校之处,今试举一例,以供参考。《秦将赋》:"诸余衩道人皆过,只者这(?)行路绝。"(309页) 校记:只者这(?)行路绝,潘本云:"此句有误。"(315页) 笔者按:潘校非是,句无误字。原文当作:"只者一川行路绝",若"这"字,乃抄胥旁注之文,不当阑入正文。"诸余衩道人皆过,只者一川行路绝",文正     

科举制视角下的《旧唐书》“经籍”“艺文”观考辨

“艺文”的语义具有时代性。在自汉以后的长期使用中,“艺文”的概括性意义发生了语义偏移,从汉时的偏指于“艺”变为唐时的偏指于“文”。该用法在唐初至于五代的高频使用中进一步固化。“艺文”一词由偏指于“艺”到偏指于“文”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在重新尊崇经学、批判浮华文风、改革进士科的唐末五代文化政策背景下,《旧唐书》编纂者弃“艺文”而用“经籍”命名其志书。     

阮刻本《左传注疏》校勘一则

<正>清阮元校刻《左传注疏》哀公八年载: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     

《旧唐书&#183;高力士传》辨误三则

笔者近读<高力士神道碑>①、<高力士墓志>②,发现<旧唐书·高力士传>③对高力士相关事迹的记载存在讹误,今据这些碑志材料加以辨正.     

《旧唐书&#183;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考

《旧唐书·经籍志》历来被认为是《古今书录》的节本,这种认识也影响了对其的研究与利用。对《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部、卷数作深入细致的统计,并参照《新唐书·艺文志》等目录学典籍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旧唐书·经籍志》的编撰者在《古今书录》原著录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二十九部开元以前的唐人著作。利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不著录”的区别,可以确切考出《大唐新礼》、《紫宸礼要》等十八部《旧唐书·经籍志》增补的著作及其卷数。     

《旧唐书&#183;经籍志》“增补《古今书录》”说辨误

<旧唐书·经籍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学界定说,有<旧唐志>总序及大序的相关说明作为坚实的依据.牛继清先生对此却以"编者的疏漏"为由轻率地加以否定,而提出了<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其依据是<旧唐志>今本各小序所载著录图书的部、卷数目大于总序及大序所载之数目,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大序所称"著录"部分为"八百五十七部"正好与<旧唐志>史部各小序所载著录数目之总和相符.但牛氏前一个依据是建立在小序所载著录之数目必须正确无误的假设基础上的,后一个依据只是一个无关的巧合,因此这个"增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牛氏进而在此基础上考察出的<旧唐志>所增补的十八部著作,也只是怪异逻辑推导下产生的错误结论.     

两《唐书》勘误九则

两《唐书》作为了解和研究唐代历史的最基本史料,其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其本身仍存在一些讹误之处,所以研究过程中使用材料时需要详加辨正。本文利用墓志碑刻等材料对两《唐书》中的一些疑误之处加以勘正。     

《新唐书·张仁愿传》校误一则

<新唐书·张仁愿>传:"神龙中,进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神龙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卷末校勘记云:<旧唐书·张仁愿传>亦作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新唐书·宰相表>、<旧唐书·中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0九均作左屯卫大将军.案:作左屯卫大将军是.<新唐书·中宗本纪>载:"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及突厥战于鸣沙,败绩.景龙元年五月戊戌,右屯卫大将军张仁直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从《通典》的编纂看杜佑的主要思想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性质的政书,杜佑编纂的联通典》不仅反映了唐天宝以前历代政治、经济、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演变规律,而且还充分体现了杜佑为政治服务,以民为本、礼乐治国的独特而丰富的思想。     

《江藩集》校勘质疑

漆永祥整理的《江藩集》资料详备,校点审慎,是江藩乃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不少问题.今就文本校勘方面的疑误提出商榷,计讹误29处,脱误33处,衍误10处,倒误2处,以期有利于《江藩集》的利用和修订.     

《通典·职官典》献疑十四则

《通典》是研究制度史的必读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虽详加校勘,但依然存在史事记载失实问题.今仅就《通典·职官典》记载十四则失误,略作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