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双减”实施的博弈困境及突破

出台“双减”政策是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部署,旨在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双减”实施过程中涉及多方博弈,产生博弈困境影响实施效果。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分析“双减”实施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等多方博弈,发现在博弈中存在的地方政府政策工具结构不合理、学校执行意愿不强、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培训和家长焦虑等博弈困境。面对这些困境,通过深化评价改革、完善协同机制、供给教育资源以及调整执行手段等对策,突破博弈困境,促进“双减”有效实施。     

“强基计划”的政策分析及高校应对策略

“强基计划”是在回应国家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兼顾公平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进一步规范高校招生办学自主权、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等因素综合驱动下出台的高考招生政策。“强基计划”的政策特征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即政府赋予高校自主权的同时,也把权力透明化,规范高校的自由裁量权;“自下而上”的博弈与反馈,即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高校善用策略空间、规制调试对象,避免负和博弈的产生。因此,高校应制定一套多元化的录取方案以规范政策的执行,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招生队伍以保障政策的执行,借助社会多方力量以监督政策的执行。     

地方政府与学校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在教师交流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信息不对称且地方政府与学校存在利益关系的对立性与统一性,导致地方政府与学校博弈关系下产生教师交流政策执行失真现象。文章借助博弈论视角,将地方政府与学校看作委托人-代理人,进行一般模型假设、建立博弈模型并进行博弈模型分析与求解。教师交流政策执行力不强的深层原因在于：学校认真执行的成本大于收益,而学校变相执行政策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查处和惩罚。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降低地方政府查处成本,完善信息传达和反馈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查处概率,完善问责和监督机制;提高学校认真执行收益,完善参与保障机制。这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教师交流政策执行,最终实现教师交流政策的初衷。     

中国政府“三公”消费的治理措施

"三公"消费作为政府的运行成本是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是判断政府是否清正廉洁的最好参照。本文通过非理性的财政支出、行政成本问题与政府非理性"三公"消费的现实危害三方面进行分析认识,同时浅析了我国政府非理性"三公"消费乱象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规范"三公"消费合理性的对策。     

给补习“退热”: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

课外补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如何给补习"退热"成为国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内,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归纳出课外补习发展的成因:一是在传统育儿思想影响下,家长出现课外补习行为偏差;二是课外补习的市场化特征,迎合了家长的"应试"需求;三是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增强了家长对课外补习的依赖;四是政府治理权责模糊,成为课外补习发展的"政治资本"。我国课外补习治理的特征与问题是: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形式,缺乏其他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理念;以设置准入门槛为主要措施,但政策退热的方向有失偏颇;注重监管职责划分,缺乏问责机制的构建;增强学校主流教育竞争力,缺乏学校教育与补习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结合我国主要地区课外补习的治理成效与经验提出由以政策规范为主的"政府治理模式",向协同各方利益群体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形成涉及家长、学校、社区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课外补习治理的责任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以更加有效地实现课外补习治理的目标。     

“双减”政策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调适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双减”政策主体之间的话语权和利益诉求并不相同。在政策制定阶段,主体间的博弈现象并不明显。但在政策执行时期,利益和权力所致的话语冲突,使得政府、学校和家庭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并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博弈行为,由此导致“双减”政策执行不顺畅。对此,需要从理念和制度层面加强主体利益调适,找准平衡点,确保“双减”政策有效推进。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以中西部6省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为例

教育政策的执行是政策推行者与接受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使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利益不同,地方政府与村民作为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以"讨价还价"形式出现的政策博弈就在所难免。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关键是要适度满足村民的正当利益,实现利益均衡。     

义务教育择校行为的博弈分析

义务教育择校政策和择校现象的演变过程,是国家价值导向在不同时期的体现,更是各利益主体间博弈的过程。通过建构与分析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家长、政府与家长之间的博弈模型发现,择校行为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化解各主体利益不均衡性是消除择校行为危害性的根本途径,建立兼顾公平与特色的双重系统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应然选择。     

义务教育“择校”困境博弈均衡分析

义务教育择校现象涉及的教育政策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教育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学校、择校家长及学生、择校弱势群体等。各主体历经16年的博弈已深陷于择校困境之中。基于此,从博弈论角度探求其各自的价值取向及诉求,建构和分析各主体之间博弈模型,对择校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合理的解释,审视当前的教育政策制度缺陷应有所启示。     

课程政策规避的症结及其消解

由于利益博弈、认知障碍、政策环境、政策方案及政策的复杂性等原因,新课改进程中出现了选择性、形式化、异质化等政策规避行为。课程政策规避的消解对策为:首先,提升执行者的政策执行力,倡导"自下而上"的课程变革;其次,建立与健全学校课程制度,规范学校课程变革的运转;最后,配套与完善课程政策,促进课程政策执行的制度化。     

利益博弈下的教育政策失真研究——以义务教育“择校生收费政策”的执行为例

以地方政府执行国家义务教育择校生收费政策为例，可以发现地方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而导致该政策失真的机制与特点。地方利益是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制约因素，地方利益团侉间的利益博弈可能造成国家政策失真。为此，中央政府应该具有与地方利益团体博弈的意识，防止教育政策失真现象的发生。     

影子教育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世界各地政府基于影子教育是否增进社会福利、是否加剧不平等、是否影响学校教育等基本考虑,对影子教育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治理政策.一般治理政策都会包括机构登记注册及其基本要求、人员聘用、学费、税收、监督与奖惩等内容.政府需要以评估影子教育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作为政策基础,以影子教育驱动力的识别作为政策方向,以寻求各方合作作为政策手段,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作为根本,实现治理目标.对我国而言,影子教育需要政府治理,而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市场,当下规范重点是控制提前教育和应试教育、保障教育公平,治理的根本还在于提供满足异质性需求、实现人人成才的学校教育.     

博弈论视野下的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行为偏差成因——基于对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运行状况的考察

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执行实质上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基于各自利益需求,运用各种策略进行角逐的博弈过程。在变通执行政策所获高收益与低成本支付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采取多种策略与中央政府进行非合作博弈,最终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产生的"囚徒困境"引发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出现。制度是博弈的约束性规则,可通过制度调适、优化及创新等预防和矫正政策执行偏差行为。     

校企合作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与协调

校企合作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博弈过程,政府、学校和企业构成了校企合作的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三者合作博弈过程中的不同策略选择,形成了校企合作的"帕累托最优"现象、"一头热"现象、"搭便车"现象和"囚徒困境"现象。为此,学校与企业之间应建立一种基于"不完全契约"关系下的明确契约关系和弹性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政府与学校之间应建立一种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校企合作理事会机制;政府与企业之间应建立一种基于"智猪博弈"逻辑下的纳什均衡协调机制。     

“白板”点亮未来课堂

话题:当黑板遇到"白板"当前,很多学校都为教室配备了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师们上课有了新的选择,然而,也有了新的困扰。黑板的部分功能被"白板"所取代,你是继续选择传统的"黑板+粉笔",还是准备放弃呢?"白板"来了,黑板是否到了告别的时刻?请您关注本期黑板与"白板"的博弈。     

教师轮岗政策的学校间博弈——从“囚徒困境”到合作博弈

利用博弈理论分析教师轮岗政策的学校间博弈,指出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致使学校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从三个方面可以破解这种困境：一是通过奖励改变博弈的收益矩阵,引导学校走向合作博弈;二是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促使学校通过多次博弈走向合作;三是通过惩罚机制将＂囚徒困境＂转为协调博弈,并通过一定的制度措施使协调博弈向多方获益的均衡转变。     

“马路经济”的博弈论思考

＂马路经济＂是普遍存在于我国众多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它在解决就业、方便居民生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在城市交通、市容市貌、居住环境等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主要从博弈论的角度阐明了地方政府与＂马路经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借助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与经营者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解释了为何现阶段规范管理是地方政府对待＂马路经济＂的主要对策,并为地方政府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策略来改变模型均衡进而影响经营者的策略选择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     

"高考移民"的利益博弈

“高考移民”是参与各方围绕利益博弈的结果。现实利益的存在是“高考移民”参与各方博弈的基础。“高考移民”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策有缺陷、地方政府受经济指标束缚；学校存在声望提升的压力。因此，必须采用行政控制、法律规范、体制创新等手段来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校长的成功”与“成功的校长”

作为一名校长,个人的成功和学校的成功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周彬,一名长期执着于学校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年轻学者,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校长的成功,是校长个人的成功,衡量校长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校长本人在学校管理岗位上的职业满意度和升迁速度;成功的校长,更多表现为学校组织的成功,衡量学校组织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看学校组织是否取得规模上的扩大或者质量上的提升。当然"校长的成功"与"成功的校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所以要将两者有意做一辨析,是希望校长都来思量"成功"的深刻内涵,并努力实现校长个人成功与学校发展成功的辩证统一。     

执行“双减”政策的教师之维：限度及超越

教师是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从有限理性,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教师执行“双减”政策的限度及其根源。基于教师主体性,提出了超越该限度的可行路径：一是加强政策学习与理解;二是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三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四是增进家长合作与信任;五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六是积极促进情绪调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仍需要持续给予教师支持和协助,助力其更好地发挥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