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大亨之《北虏风俗》及其史学价值

萧大亨的《北虏风俗》是明人所著的一种有关明代蒙古的专题著述。与此前的同类著述相比,其中．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记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从体例、内容、思想等方面对《北虏风俗》作了较全面的评述,重点指出《北虏风俗》的史学价值。     

明代蒙古史编纂学札记

一、“明代蒙古”“明代蒙古”是中外史学界常用的概念,与“十四至十七世纪蒙古”同义,且经常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由于“明代蒙古”一语简洁明了,其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十四至十七世纪蒙古”。我们认为,北元——蒙古与明朝是并峙的两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南北朝。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北元——蒙古从总体上讲并没有隶属于明朝,那么“明代蒙古”之说能够站得住么? 我们的回答是:二者并不矛盾,“明代蒙古”这一术语并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试析朱元璋与北元势力军事斗争的意义

368年,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被推翻。但蒙古贵族的势力并未随之消亡。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仍然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对元顺帝撤出大都后明蒙关系的评价,即明与北元的关系问题,至今尚未有一致意见。从国内外许多世界通史、国别史以及其它专史、论文所持观点看,可以分为三类:一、北元是独立于当时中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二、否认北元政权的存在,强调蒙古贵族与明朝保持着某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是明的     

北元与明代蒙古

北元与明代蒙古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在史学研究中，一般将１４世纪中叶至１７世纪中叶的蒙古史，称作明代蒙古史，即１３６８年统治全中国的元朝灭亡，至１６３５年蒙古末代汗林丹之子额哲投降后金，前后近２７０年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为主的蒙古史。这段历史...     

内蒙古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介绍：我校教师谢咏梅博士的学术专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正式出版发行

我校教师谢咏梅博士的学术专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由《中国蒙古学文库》资助,辽宁民族出版社于2012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蒙古史学界前辈、著名学者、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先生与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分别为此书作序。     

北元、蒙古、明代蒙古──兼与鲍音先生商榷

作者认为“北元”这个史学概念的下限只能到脱古斯帖木儿败亡而止。“蒙古”的含义既可指国家，也可指代民族。同时，分析了使用“明代蒙古”这一术语的合理性。     

从蒙元汗廷金帐看元上都的性质和地位

蒙元汗廷金帐(失剌斡耳朵)是汗廷的权力中心所在地,是汗廷的标志性建筑.可以拆卸和移动的失刺斡耳朵充分反映了游牧文明的游动迁徙特征.失剌斡耳朵设在上都,在失剌斡耳朵举行的元朝传统的政治、经济、宗教、娱乐等活动,充分说明元朝是大蒙古国的延续,上都是曲雕阿阑和哈喇和林在漠南的延续.13 ～ 14世纪除了元朝其他几个汗国也拥有金帐,说明金帐象征着蒙古大小可汗们的政治权利.元廷北迁后,汗廷金帐成为成吉思汗八白帐的组成部分并传承至今.17世纪蒙古文文献中有关失剌斡耳朵的记载说明失刺斡耳朵在北元汗廷和蒙古人中的地位和影响.对蒙元汗廷金帐的研究有助于对于元上都文化的深入研究.     

叶向高之《四夷考》及其史学价值

《四夷考》是明人叶向高撰写的一部记载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它对研究明史特别是明朝边防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体例、内容、思想等方面对《四夷考》作了较全面的评述,重点指出《四夷考》的史学价值。     

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吴元年),朱元璋出兵北伐,问鼎元室,不到一年的时间便以破竹之势攻下大都,将元朝的中央政权赶出内地。当时的元室重臣多率领蒙古军民追随顺帝妥欢帖睦尔退往北方,继续与明朝对抗。但是,时隔不久,退往朔漠的不少蒙古贵族、官僚又一批一批地率众脱离元政权,南下归附明朝。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蒙古人眷恋在中原的生活,明朝的军事征伐,蒙古贵族统治者的内部矛盾,朔漠地区的经济困难等,但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朱元璋采取了争取蒙古贵族,安抚蒙古人众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又具体地体现在明朝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安置和使用上。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具体的阐述。     

近年来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蒙古学、民族学学者开拓了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80年代中期,法制史学者开始关注此方面研究.蒙古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属于纯文化的研究,法制史领域的研究则着重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少数民族传统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角度进行探讨.蒙古民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蒙古学、法制史学、民族法学、法律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意义,研究重心开始向探究蒙古民族传统法制的文化内涵,探究蒙古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能力及现代转换意义这一方向拓展.关于蒙古民族传统法制的地位应有正确认识和定位,它们一方面沟通融合于古代北亚游牧民族法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法文化,一方面也融于中华法系,丰富了中华法系文化.     

20世纪初扎赉特旗的蒙古村

20世纪初,扎赉特蒙古人建立了蒙古村。它与汉族村不同,对外防御功能弱,村民之间存在双重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很多努图克人住在“固定蒙古包”。因此,当时的扎赉特旗蒙古村还处于蒙古村落发展的初级阶段。     

13世纪蒙古法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

蒙古法文化形成于 13世纪初叶 ,然而它的哲学基础却源远流长 ,表现为来自蒙古先民的朴素的宇宙观。与世界其他古老的民族一样 ,蒙古民族也有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如追溯苍狼白鹿为族源的图腾物 ,接受北方民族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及偶像崇拜观 ,进而形成本民族的“长生天”观念。这一切又为统一前的蒙古各部之间发动血族复仇战争提供了思想源泉 ,成为蒙古法文化诞生的哲学基础     

20世纪元诗研究概说

元诗研究不是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但 2 0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元诗研究是很有成就的 ,元诗的价值和特点正日益被认识 ,元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肯定。回顾一下 2 0世纪学者们对元诗成就评价的前后变化 ,对元诗基本特点的认识 ,对元诗发展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 ,从社会政治及文学学术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寻找元诗研究冷与热的原因 ,对于今后的元诗研究 ,应能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

二十世纪的韩愈研究大体呈现继承、反思、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世纪初的二三十年 ,涌现出不少研究韩愈的著作。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清末民初的跨世纪人物 ,他们大都承继清人的研究方法 :偏重于诗文字句与文献资料的具体考析、直观印象式的评点、个人博及群书及审美经验的积淀 ,内容丰富 ,评说精到 ,影响到近百年的学者与研究工作 ,且继续起着良好的作用。但是 ,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关照 ,没能从理论上对韩愈进行宏观关照和系统研究。二十世纪后五十年 ,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学者试图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进行研究 ,韩愈研究也起了转折性变革。从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始 ,学界经过反思而重新振起 ,使本世纪末的二十年的韩愈研究呈现出由拨正航向后的蓬勃展开、达到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 ,代表了本世纪的研究水平与特点。其标志是 :1 .参与研究者的广泛与研究著作、论文数量之多为史所空前 ;2 .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 ;3.基础研究的加强 ;4.理论研究的系统与深入     

7至10世纪黠戛斯军事历史探究

地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汉代就见诸汉文史册,具有悠久的历史。8世纪初形成汗国,9世纪中期,它击溃漠北回鹘汗国。不仅结束了突厥语族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也为蒙古语族各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契机,从而改变了蒙古高原与中亚的政治格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研究探析

中国画论是中国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画学是它的学科性称谓。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绘画理论,中国画论的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实践性与学科性,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它不仅是世界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绘画创作实践的基石。中国画论的自发性写作由来已久,而作为学科其自觉性的理论研究还是在明代以后。明清之际是中国画学研究的酝酿期,学科特征初显。20世纪上半叶诸多学者、画家的不懈探讨,无异使它的学科性质更加明朗,为我们今天的画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础。     

二十世纪以来八股文研究述评——从激情的批判到理性的思考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专用文体,1901年被正式废除,此后十多年,少有人提起它。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八股文的关注又开始复苏。伴随着政治文化思潮,二十世纪以来的八股文批判与研究经历了从激情的片面批判到理性的思考与研究。系统地反思八股文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也是二十世纪以来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     

近代学科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与方法日渐为国人所重视、接受。同时,西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纷纷传入中国,一些学者以近代西方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西学东渐之下,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些新的学术研究门类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学术的体系当中,并最终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中国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体系逐渐得以对接。这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也昭示了这一学术发展进程。     

明人荷兰观探析

以东来荷人为特殊媒介,形成于明朝末年的明人荷兰观,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中荷关系曲折发展的意识凝结。它涵盖了明人对荷认识的方方面面,达到了当时所能企及的较高水平;但仍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对荷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和必要警觉,是中国走向近代落后的开始。     

黄宗羲研究百年述评

关于黄宗羲的思想,清代学者就已着手研究。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运用,黄宗羲研究进入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黄宗羲思想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存在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宗羲研究领域拓宽,且向纵深发展,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空前繁荣阶段。此外,港台和海外学者运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黄宗羲进行研究,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深层次的专题探讨、系统性的综合研究及对于黄宗羲思想当代价值的认识和开掘都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