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士人心态之形成--以何良俊为例

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历来为研究明史者所看重,但对于何良俊其人的研究,目前学界还不够重视,甚至存在着误读.正确解读"四友斋",有助于我们探究处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名士何良俊的复杂人生心态.     

贬官士人的一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本文通过考察贬官士人之作品和言语,窥视士人贬官后的一般心态,重在揭示其心态变革中的痛苦历程及其文学表现;通过描述古代贬官士人随命运变化而或喜或忧的心路历程,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奔突、异化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进而揭示贬官文学的某些历史特性.     

明代北方运河市镇及其文学群落——以河北故城为例

大运河沿岸的故城在明代存在一个成就可观的地域性文学群体,他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但彼此或互有交往唱和,或前仆后继,存在人格、文风上的影响,呈现出关注现实、重视载道的集体风貌。这一文学家群体的成员构成、流动与汇聚、内外互动和创作著述等,为研究北方运河市镇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态,考察古代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宝贵样本。     

试论李东阳对明代杜诗学的贡献——以诗学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为中心

李东阳作为明代前中期承先启后的诗人,引导了明前中期文坛由台阁体"冗沓肤廓"文风向复古风气的转捩。不同于宋代理学家和明初台阁体作家们过分强调文学批评表达"明道立教"的社会功用性,李东阳将推崇"杜诗学"理论批评的着眼点,转向于对杜诗成就的揭橥、格调意境的探赜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李东阳提出的杜诗批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旨在恢复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理想,使其在馆阁环境的束缚下获得突破并使之走向诗学正路,以期革新和置换明初以来文坛的风气。     

明代地方儒学的经费——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还包括都司卫学。主要以明代方志为基本史料,从教官俸廪、生员的廪膳、儒学日常经费及其他辅助经费等方面考察地方儒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情况。     

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1900年庚子之乱,清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末新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其中。1901年清政府下达了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以及停止武科考试的上谕。因此,1902年的乡试成为科举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实战。顺天乡试系全国之观瞻,却因为庚子之乱贡院被毁,不得不借助于河南省的乡闱。所以,此次乡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面相,成为探究科举制度废除前夕世人真实心态的一个绝佳的风标。     

论唐代诗人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以杜诗为中心

杜甫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关心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杜甫的这种精神,在他的诗歌中有集中的反映.文章以杜甫的一生轨迹为线索,以他的诗歌为内容,论述杜甫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魏晋风度”与礼教衰微——以士人娱乐活动为考察中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特殊的转型时期, “魏晋风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士人风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人习尚与风气.魏晋士人有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礼教冲突,一方面,魏晋士人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礼教伦理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本质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士人在焦虑、恐惧、悲哀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生道路的拷问.在礼教衰微和玄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这种内心的剧烈冲突在魏晋士人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了更明显、更具体的表现.     

论道教对士人的影响——以元代道教史籍为中心

道教对士人阶层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士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士人受道教的熏染,拜师学道、归隐山林以及道教对士人文学风貌的熏染等方面。寄情宫观、赞咏山水、缅怀先圣、祖师、高道,是道教影响下士人文学的两大主题,酬赠友人、慨叹人生,为元代道教史籍中士人文学的普遍倾向。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中原文学--以明代开封府作家群为例

明代文化中心扎根江南,北方本土文学逐渐衰落。然而,开封府由于特殊的经济文化原因,三百年间作家辈出,成为明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明代北方文学的衰落状况进行数据描述,详细考证了开封府的作家数量、质量,并揭示出开封府作家辈出的深层次因素。     

晚明性灵文学的世俗化倾向——以袁宏道为代表

研究者们对性灵文学的理解多在其重真情、重个性的基本内涵、似较少关注其世俗化倾向。从性灵文学的流变看,它在明代以前偏重雅的意义,而在晚明的时候则发生了向俗化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以公安派特别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加以考察。     

中晚明荆州城市新变与城市人文空间——以“公安三袁”诗文为考察对象

中晚明荆州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口稳步增长,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城市生活的变化,引起传统民众生活空间的变化和荆楚城市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城市人对于新生活的接受,更显示出城市人文空间的转型特征。城市面临传统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城市市民的内心世界也受到深刻的影响。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明代赎罪制度及其滥用——以刘瑾罚米法为例的考察

本文以刘瑾罚米法为例考察刘瑾专权与赎罪制度二者的关系。明代赎罪制度建立初衷是“以济法之太重” ,降低对犯罪者的刑罚。刘瑾专权时滥用赎罪制度 ,以罚米法的形式大肆处罚朝臣 ,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当时国库空虚的客观需要 ,体现了罚米法佐国缓急的功能。另外又成为刘瑾打击正直朝臣的手段之一。罚米法行用过程中挟带索贿及罚米所获部分落入此辈手中 ,因此 ,罚米法也是刘瑾辈贪污的渠道之一。     

“文心”即“人心”——论士人心态对魏晋六朝文学之影响

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上最富艺术精神的转折点,在此阶段内,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创作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魏晋士人生存境遇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六朝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进一步厘清士人心态对于文学审美趋向的导向作用。     

王阳明心学及其对晚明性情文学的影响

王阳明常以哲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也应受到重视。在孟子"性善论"和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倡"良知、吾心、致良知"等心学主张,不但影响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想,而且影响晚明性情文学创作,促进晚明文学创作提倡自我意识,注重文学作品情感抒发。     

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试论李渔戏曲理论的叙事性

李渔打通小说与戏曲,强调戏曲结构,重视宾白叙事,确立了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标志着中国戏曲研究开始由重曲、重音律、重词采向重戏、重结构、重宾白的重要转变,推动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