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释读

国民性改造是求索救中国道路的历史抉择，“国民”、“民权”、“奴性”构成了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全部内涵，但其国民性改造思想又充斥着历史决定性与改造国民性、暴力革命与变法改良、西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论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期望"传播圣教和宣传福音",到"改正太平天国的许多错误",进而污蔑敌视太平天国三个阶段,充当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探听太平天国虚实、镇压太平军的先驱者,此外,传教士纷纷赶赴和悄悄离开天京这一现象,反映了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普同性与特异性.     

“教科书”词源探

"教科书"一词的来源有来自西方传教士、来自日本、源自中国等三种说法。笔者通过查阅日本出版物发现:"教科书"一词的使用,日本早于中国使用,也早于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时间。根据是:《广辞苑》中有"教科"一词,而中国的辞典没有;日本明治六年(1873年)的国家文件《近代教科书的成立》中已出现"教科书"一词,这早于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的1877年;渡边小三郎编写的《中等教育代数学教科书》出版于1889年,早于中国可考的最早使用的1897年。     

“Kungfu”词语的溯源研究

“Kung fu”是中国武术在英语国家的代名词,更是全世界认同的中华文化标志性符号。文中运用文献资料法和考据法从语义变迁与词典收录两个视角对“Kung fu”进行溯源研究。研究发现：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于1779年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功夫”,并在著作中将“功夫”译作法语“Cong-fou”, 含义是“一种道家医学治疗体系”;英国传教士师惟善于1869年开创性地使用了流行至今的“Kung fu”, 并在中国武术语境下论述了对“Kung fu”的理解,认为“Kung fu”是中国道士、僧侣练习的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规范性健身操;英国传教士德贞于1870—1895年间系统阐释了“Kung fu”的含义,认为 “Kung fu”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内家功法;至1920年,英文纸媒已普遍将“Kung fu”一词与“中国武术”画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初,李小龙通过功夫电影迅速提升了“Kung fu”一词在西方世界的普及度。1976 年,国际权威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正式收录“Kung fu”一词,给出了6条引注,使其获得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合法地位。     

民族本位与时代共法——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延安争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坚持民族本位以实现民族独立与追求时代共法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但由于中国是在西方的侵略之下被动地进行现代化的,因此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只有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确出路。     

旧中国的篮球运动

一、篮球运动传入我国的时代背景篮球运动是在满清末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影响下传入中国的。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迫切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这种愿望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得到了实现。传教士在宣传教义的同时,改变过去单纯训练和发展教徒的做法;开始创办学校。除了办学校、译西书和出版报刊外,传教士还通过创立博物馆、各种学     

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墨海书馆经营活动研究

墨海书馆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清末时期由教会传教士在上海最早创办的集翻译、印刷、于一体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采用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为我国印刷工业的近代化提供了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在其存在期间墨海书馆的传教士和中国文人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书籍,开创了新的办刊方式,这有利于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     

论越南问题与中法战争的历史背景

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中国的邻邦“藩属”——越南引起的。本文通过对中越历史形成的“宗藩关系”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内容和实质性比较,以及对法国侵略越南的历史之考察,分析了越南问题的缘起和中法战争的背景,指出这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紧分割世界领土,侵略中国近邻边疆并进而图谋瓜分中国的严重形势下发生的。中国援越抗法的战争是正义的。某些外国史学家对中法战争起因与性质的论述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予正确认识。     

“Kung fu”概念的溯源研究

“Kung fu”,是中国武术在英语世界的代名词,更是全世界认同的中华文化标志性符号。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考据法对“Kung fu”一词的概念史进行梳理。研究发现：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于1779年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功夫”,并在著作中将“功夫”译作法语“Cong-fou”,含义是“一种道家医学治疗体系”;英国传教士师惟善于1869年开创性地使用了流行至今的“Kung fu”一词,并在中国武术语境下论述了“Kung fu”的内涵,认为“Kung fu”是中国道士、僧侣练习的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规范性健身操;英国传教士德贞于1870年至1895年间系统阐释了其对“Kung fu”的理解,认为“Kung fu”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内家功法;至1920年,英文纸媒已普遍将“Kung fu”一词与“中国武术”划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初,李小龙通过功夫电影迅速提升了“Kung fu”一词的普及,1976年国际权威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正式收录“Kung fu”一词,使其获得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合法地位。     

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考察

严复国民性改造思想影响巨大,探讨其产生原因对更全面地了解这一思想不无裨益。首先这一思想的提出是由于民族危亡,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对严复的刺激。社会改革运动的失败,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让严复意识到物质层面的改革并不能挽救中国,将国家贫弱的症结转到了传统国民性上。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国民性论述的话语启发,对严复反思传统国民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的参照系的出现也引发了严复对中西国民素质的比较。     

梁启超“新民”体育思想之研究

摘要：以文献资料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在大量阅读梁启超著作和学界对梁启超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梁启超关于培育“新民”的言论和实践,构建出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体系。研究得出,梁启超围绕如何铸造“新民”这一国民性改造问题在体育方面形成了“进化、尚动的生命观”、“爱国尚武的体育道德观”、“三育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强国保种的妇女、儿童体育观”等思想。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把具有尚武精神的“新民”视为国家强盛之基础,倡导国民的体育主体地位;他基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将体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此体育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和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阵地;他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推动了体育在教育领域地位的确立;他的女性身体观为我国妇女的解放和女性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具有工具理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促进了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和体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中国走上了国际竞争的自强之路。梁启超所开启的国家主权和“新民”塑造的观念成为主导百余年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对我国当代体育事业发展和公民教育仍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缘起与发展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送来了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教会大学是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由西方传教士带着文化侵略的目的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的数目不多,存在的历史很短暂,从19世纪末最初形成,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结束,不到百年时间.但是教会大学却是教会教育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它在中国社会近代化,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中西文化、中西教育交流史上地位和作用是很突出的.     

论近代中西体育碰撞语境中的传统体育养生

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境域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一种西式文化开始在中国登陆,西方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体育观开始进入中国;传统体育养生开始出现了西方体育化倾向,迈出了西方体育化的步伐。传统体育养生的发展开始借鉴了西方科学健身知识,开始有意识地用西方体育科学知识阐释其功法原理,甚至开始用西方体育化程式改造传统体育养生。     

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及其演变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化总体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１９０５年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的产生和结局。     

从叙事语式看鲁迅小说的象征艺术

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时.其从事“遵命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于:“用文字来改良人生,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精神。”①要达到这样的改变和改造,鲁迅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透视,审美的观点集中在“五四”时期的要害——反对封建思想上。他不重在直接展示社会的浓黑和残酷,而把艺术的焦点投射处于水深火热、呼天号地状况的人的“灵魂”上,并在作品中常用象征来表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现实主义     

试析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通常是以有关成人教育发展的理论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的成人教育发展观点主张个人的自我实现,它是以人类心理学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1881年,美国管理科学之父德利克·温斯洛·泰勒开始对工人劳动进行动态分析和设计,并对工人培训。这实际上是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事业的最早尝试。泰勒“将知识应用于劳动”的“任务研究”方法和工厂管理思想,作为     

简论中国古代德育及近代遭遇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题,灌输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受到了来自西方伦理思想的挑战。面对西方的侵略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科学文化,中国近代的人们开始逐渐对自己的伦理思想体系加以进一步的认识和变革。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清之际,即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中期(16-18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就开始了接触与交流.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既有西学东渐,亦有东学西渐.在这次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盘县

1988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原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负责人肖克致函盘县特区党史办,查询一个曾在长征中与红六军团生活了18个月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离开红军后回到盘县的情况。据国民党盘县政府民国廿六年(1937年)档案记载:阿尔弗雷德·勃沙特(RUdoIf AIfred BOSS hardt Piaget)又名簿已复礼,男48岁,瑞士国籍,英国传教士。其妻簿羡万美,46岁,双方持国际教会护照来中国传教而进入盘县。他们的传教地区还包括东南亚等国家。     

以国民修养载大国气象——蔡元培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宗旨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立足于对国民性的改造,培养具有高尚的理想,可以担当将来之文化并具有独立不惧之精神、安贫乐道之志趣的现代公民,重塑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自信心。通过对蔡元培的信件、日记、著作和演说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梳理,整体性研究和归纳蔡元培中西融通、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阐释其现代教育思想的宗旨和特色。从“‘本务’观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底色”“改造旧的教育体制和塑造新的国民人格”“‘美育代宗教’的命题价值和意义”三个部分分析并阐释国民修养的改造和大国气象之间的关系,以期照应当代教育的突出问题,寻求有历史延伸性的时代问题并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