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探讨——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现代农业在带来粮食高产的同时也造成难以治理的农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因而现代农业发展开始转向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形式,出现了如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传统农业地区一般处于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还保持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着较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不能再重复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再到有机农业的过程,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也无法直接开发有机农业.贵州省从江县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地区,生物资源、劳动力资源及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但受耕地资源、经济资源及技术条件制约,从总体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从江县农业发展应根据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引入有机农业思想,生产高品质农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强产业化建设;引入生态农业思想,高效利用资源;发挥民族地区优势,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丰富农业形式.同时,随着拥有"稻-鱼-鸭"共生系统的从江县侗族地区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浙江省青田县的协作点,其农业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由于自然务件的限制和历史等原因,贵州省从江县至今还保持着比较完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态优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吸引了众多的关注,FAO考虑将其列为浙江省青田县的协作点.为了更好的说明传统生产方式保护的必要性,本文采用物质量和价值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使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产成本法、机会成本法等定量方法,评价了贵州省从江县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试图为传统农业区保护提供科学而量化的依据.结果表明:从江县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服务现有生态经济价值为48.96×108元,其间接生态价值是直接经济价值的8倍多.土壤保持功能是该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部分,占总体服务价值的44.80%,初级产品生产直接经济价值仅占总价值的11.23%.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农业区直接经济价值并不是其服务价值的主要部分,应充分发挥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的其他生态服务功能,加强对间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理解和保护.此外,本文研究结果还为从江县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基础.     

传统侗族村落的农业文化涵义与保护策略——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分布于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区的传统侗族村落,蕴含着独特的生存理念、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其中黔东南侗族村寨(六洞、九洞侗族村寨——贵州省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已经在2006年被列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在长期的农业生活中,这些侗族村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内涵,表现出明显的农业文化特征。侗族村落的选址与侗族先民的生产习惯有着某种联系;侗族村落以鼓楼为核心的结构形式是传统侗族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村落的布局、营造受到农业活动的影响;民族建筑的造型、装饰以及建造过程都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侗族村落也面临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要将村落看成是农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注重整体的保护;把握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带来的机遇,发展旅游业;加快现代化改造,改善村落的生活环境。     

农业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标的建立与应用——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资源开发、战略性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生物安全等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高产品种的推广,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以及政策变革和经济建设等原因,农业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或丧失,对其保护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农业研究中的焦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评价是有效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合理利用其资源,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级多样性测度为基础,对农业等级多样性测度指标进行了研究;引入信息增益的概念,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信息增益的测度指标进行了研究,并用农业等级多样性、信息增益及其他多样性指标分析评价了贵州省从江县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结果表明从江县旱地植物共有36科86种及变种。按用途分,主要有食用植物29种,占总物种数的33.7%;药用植物20种,占23.3%;饲料植物5种,占5.8%;其它5种,占5.8%。多样性指数分析的结果为:旱地物种Simpson优势度指数为0.20,Margalef丰富度指数为4.35、Shannon-Wiener指数为2.27,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71。农业多样性分析结果为:旱地农业物种丰富度为0.13;农业物种多样性指数分别3.225和1.708。农业等级多样性指数与利用物种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并与农业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相符,但与信息增益的测度指标有所差异。     

中国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惠益分享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惠益分享已成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和知识产权等论坛的重要热点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正在谈判建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非常丰富。但由于大规模经济开发和外来文化渗透,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正面临丧失威胁。本文根据中国实际,阐述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概念与范畴;介绍了国际上有关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生物剽窃”的案例背景;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论坛在建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制度方面的谈判进展。并针对中国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行动措施。     

传统农业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探讨

现代农业在带来粮食高产的同时也造成难以治理的农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因而现代农业发展开始转向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形式,出现了如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传统农业地区一般处于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还保持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着较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不能再重复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再到有机农业的过程,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也无法直接开发有机农业。贵州省从江县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地区,生物资源、劳动力资源及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但受耕地资源、经济资源及技术条件制约,从总体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从江县农业发展应根据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引入有机农业思想,生产高品质农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强产业化建设;引入生态农业思想,高效利用资源;发挥民族地区优势,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丰富农业形式。同时,随着拥有“稻-鱼-鸭”共生系统的从江县侗族地区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浙江省青田县的协作点,其农业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农业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基于贵州省从江县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

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不仅节约耕地,而且能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但其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较高。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升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降低,传统的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正逐渐向水稻单一种植模式转变。农户作为土地利用的微观主体,其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土地的利用方式。本文从农户行为角度研究了农户行为对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①经济收益是诱导农民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最重要驱动因子,农户家庭年收入每增长1万元,其选择单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偏好增长32.7%;②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投入也是重要的驱动因子,劳动力素质高意味着其机会成本高,农户选择单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偏好亦随之增强,农户选择水稻单一种植的土地面积每增加9.1%可以节约100h劳动时间;③虽然水稻单一种植的农资投入水平较高,但并不足以阻碍农民选择水稻单一种植土地利用方式;④民族文化与心理因素延缓了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的消亡速度。本研究中,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角度看农民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却忽视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资源环境效益,如何科学改进传统土地利用方式,使其在经济效益与资源环境效益之间达成平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基于传统服务业改造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为例

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旅游发展为例,指出民族地区需要转变对旅游业这种传统服务业的认知,加快其现代化发展,构筑以市场为取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方式,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达到大力调整和优化传统服务业行业结构的目标。     

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等原因,贵州省从江县至今还保持着比较完好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态优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吸引了众多的关注,FAO考虑将其列为浙江省青田县的协作点。为了更好的说明传统生产方式保护的必要性,本文采用物质量和价值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使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产成本法、机会成本法等定量方法,评价了贵州省从江县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试图为传统农业区保护提供科学而量化的依据。结果表明：从江县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服务现有生态经济价值为48.96×10⁸元,其间接生态价值是直接经济价值的8倍多。土壤保持功能是该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部分,占总体服务价值的44.80%,初级产品生产直接经济价值仅占总价值的11.23%。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农业区直接经济价值并不是其服务价值的主要部分,应充分发挥传统农业区生态系统的其他生态服务功能,加强对间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理解和保护。此外,本文研究结果还为从江县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基础。     

稻鱼共生系统与水稻单作系统的能值对比——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为了从能量流动的角度揭示稻鱼共生系统和水稻单作系统在资源利用效率及环境压力上的差异,应用能值分析方法对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糯禾一鱼、糯禾单作、杂交稻-鱼、杂交稻单作两个系统、4个处理的农业资源投入的能值流及构建的能值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稻鱼共生系统与水稻单作系统农业资源投入结构相似,均以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资源投入为主,可更新资源投入不足,不利于系统的长期稳定.但与水稻单作系统相比,稻鱼共生系统的优势表现为:①太阳能转化效率较高;②转化单位自然资源投入购买能值较少;③受市场影响较小:④能值投资回报率较高;⑤对环境压力较小;⑥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可见,稻田养鱼的确是我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之一.如何既发挥稻鱼共生系统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优势,同时又加强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是贵州省从江县乃至其他地区稻鱼共生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清代黔东南地区森林资源变化及其社会区域响应的初步研究

17世纪-19世纪,中国西南山区普遍经历了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地关系紧张,山地开发加剧,大量森林植被遭到损耗,生态环境出现危机。但是黔东南地区在同期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森林植被破坏,反而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方法,对明代至民国初年黔东南的森林资源变迁及其社会区域响应机制进行研究得出,这种区域差异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合理的社会响应机制是黔东南能够在清代至民国初期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有力的驱动因素。其中少数民族的宗教崇拜、禁忌习俗,以及传统的习惯法,是黔东南山地民族原始而独特的生态观的外化表现,对森林资源的保育、树种遗传资源的保存有直接推动作用;林粮套种的农林生产结构,大大规避了单纯农垦生产模式潜在的自然灾害风险,保证了地力的充分使用,解决了佃农的口粮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林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乡规民约和林事纠纷调解机制,构成一个强有力的林业法制管理体系,对森林资源日常管理和利用秩序进行严格规范,确保了民间法规法律效力和有序执行。鉴于历史时期山地民族生态智慧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如何充分认识、理解,并将民族社区精华的传统生态智慧有效地运用于现代资源管理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西南喀斯特山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例

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山高坡陡,地形破碎,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敏感区域,也是全 球环境变化响应比较突出的区域。本文根据贵州省猫跳河流域1973年MSS影像数据、1990年、2002年和2007年 的Landsat -TM影像数据,利用遥感、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系统地分析了该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格局和特征,为喀斯特其它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和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结果表明：近30年来,流域内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剧烈变化。1973年-1990年, 由于陡坡开荒以及城镇化发展,流域内 旱地、裸岩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水田、灌木林、其它林地、灌草地均在减少;1990年以后,由于生态建设相关政 策和项目的实施,流域内旱地和裸岩地大幅度减少,林地大幅度增加,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交通工矿用地呈持 续增加趋势;1973年-2007年,各地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与土地利用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灌木林、灌草 地、有林地、其它林地、旱地和裸岩地之间的转化,土地利用强度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流域内绝大多数地类分部 的平均海拔高程和坡度呈增加趋势,说明流域内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干扰空间在扩大,趋向于高海拔和陡坡地区。     

传统农业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

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不仅节约耕地,而且能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但其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较高。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升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降低,传统的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正逐渐向水稻单一种植模式转变。农户作为土地利用的微观主体,其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土地的利用方式。本文从农户行为角度研究了农户行为对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①经济收益是诱导农民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最重要驱动因子,农户家庭年收入每增长1 万元,其选择单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偏好增长32.7%;②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投入也是重要的驱动因子,劳动力素质高意味着其机会成本高,农户选择单一土地利用方式的偏好亦随之增强,农户选择水稻单一种植的土地面积每增加9.1%可以节约100h 劳动时间;③虽然水稻单一种植的农资投入水平较高,但并不足以阻碍农民选择水稻单一种植土地利用方式;④民族文化与心理因素延缓了稻鱼复合土地利用方式的消亡速度。本研究中,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角度看农民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却忽视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资源环境效益,如何科学改进传统土地利用方式,使其在经济效益与资源环境效益之间达成平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传统民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豫西民居为例

传统民居蕴含着鲜明的建筑哲学思想和朴实的建筑生态观,揭示了不同环境中建筑生存与发展的客 观规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哲学、美学、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观念,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以及邻 里和睦关系等内涵,正是当前大力倡导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建设理念。传统民居建筑作为极其宝贵的历史文 化资源不可再生,农村建筑和生态环境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应本着对 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认识传统民居建筑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尊重当 地的传统建筑风格和生活习惯,继承特色鲜明的地方建筑形式与地域文化,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经济承载 能力,搞好新农村规划建设。本文以豫西民居为例,在分析探讨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传统民居建筑的文化与生态资 源价值基础上,按照分门别类,确定重点,按级别制定保护措施,形成各级政府与居民相结合的保护管理模式,把规 模较大的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一种乡土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在继承地域传统文化和建筑特色基础上进行创新 性设计,从而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