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1997-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1997-2007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三类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技术创新没有显著的正影响。环境规制必须要与一定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才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东部、中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区域几乎没有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就如何扩大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省域能源边际效率评价——来自面板数据的能源消费结构考察

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能源效率较低的原因。本文采用1996年-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和岭回归方法,估算了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边际效率及其不同能源消费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换算,分析了省际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能源边际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为天然气、电力、石油、煤炭;煤炭消费比重的增加会降低能源效率,而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比重提高会提高能源效率。由此,为了提高能源效率,应努力减少煤炭、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大煤电的转换力度,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的比重,逐渐改善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加强保证石油安全供给措施,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尤其是,国家在实施"西气东输"工程的同时,仍需在政策上鼓励各个地区推广使用天然气。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动态演变规律和行业异质性,从行业环境规制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门槛模型,探讨行业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进而利用各因素多个分位数全面分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整体发展较为收敛,行业差距有扩大趋势;能源相对价格、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和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能源强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强度,但受限于行业低环境规制（ER≤0.101）和中环境规制（0.101＜ER≤2.160）区间;环境规制存在行业异质性,不同年份同一行业也有较大差异;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门限回归夸大了企业规模对能源强度的正向影响,且高人力资本才能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低人力资本反之。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37个工业行业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产业经营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能够引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环境规制的创新引致效应不够充分,导致对产业经营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的不同经营绩效指标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发现说明,“波特假说”提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通过引致技术创新,部分甚至是完全抵消环境规制施加给的成本,进而能够提高经营绩效的观点在我国目前没有得到支持。最后,探讨了相应的政策涵义。     

雾霾约束下中国环境技术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BM-Undesirable的省际面板数据

将雾霾这一新的约束条件纳入环境技术效率研究框架,基于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 Undesirable方法测算了雾霾约束条件下的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 雾霾约束下中国整体环境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616,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升空间较大;环境技术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水平依次下降;各省市环境技术效率差异显著;各地区节能减霾潜力巨大.进一步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当前的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并未能显著改变雾霾污染现状以及提升环境技术效率,经济规模、外资依存度、人口密度及地理位置因素均可以促进环境技术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和贸易依存度则有负向作用.     

基于环境生产技术的二氧化碳规制成本研究-以我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例

摘要：一般的生产活动往往同时具有期望和非期望（主要是环境污染物）两类产出,考虑到非期望产出具有的弱可处置特性,本文利用环境生产技术建立了不同环境规制下的成本测算模型,并以我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二氧化碳的规制成本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二氧化碳严格规制下的成本明显大于一般规制时的成本;辽宁和福建等省区更适合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甘肃和陕西等省区则更倾向于一般的环境规制政策;二氧化碳的规制成本大致会随着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有所降低,较高的二氧化碳强度则会导致规制成本的上升。     

基于空间梯度的我国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趋势——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超越对数产出距离函数对我国30个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关注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值为标准对各地区进行空间梯度划分,考察不同梯度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2000～2014年的变化趋势,进而与相应梯度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空间梯度分布的异同.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技术创新效率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10年以后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差距主要来源于第三梯度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分别呈现出正线性、U型和倒U型关系.     

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30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估算国外技术引进、本国自主创新和国内技术转移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上述三个技术指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转移对环境规制有显著正效应;出于本国环境技术创新数量和效率不高等原因,本国自主创新对环境规制呈显著负效应;且本国自主创新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环境规制有显著替代作用;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会造成当期单位工业产值的环境投入成本增加,但从中长期看,早期为适应较高环境规制的环境投入会使企业在当期具有较大的环境成本优势.     

中国环境规制有效性检验——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是改善我国环境绩效的重要手段。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选择我国各区域单位生产总值(GDP)的用电量、废水排放量和废气排放量等环境绩效指标,采用半参数估计、面板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有效提高环境绩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绩效提高的主要手段;但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东部降低单位GDP用电量的效果好于西部,对青海、内蒙古、海南等省份降低污水排放的作用最大,对海南、青海和广西等省份减少废气排放具有更显著的正面效应。     

中国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VEC模型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以其在优化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被学者们称为"第五类能源"。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能源相对价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科技进步四个因素在时序维度上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冲击响应期内,能源相对价格的提升与科技进步对我国能源效率的改进具有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变动则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我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且以上四个因素均具有持续性特征。其次,能源相对价格、科技进步、能源结构三个因素较为显著,而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加大节能科技投入等方面,探讨了提高我国能源效率的实现途径。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中国1995-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中国1995-2007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中部、西部、东北各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本文详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扩大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研究

提高能源效率是缓解环境污染、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选取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SBM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对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以及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效率呈现东部最高、西部最低的发展格局;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二者的交互效应与能源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高强度环境规制可能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资源禀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技术创新、产业绩效与环境规制——基于长三角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8年长三角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在SCP分析框架下,测算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成本增加引起的负向效应,最终导致产业绩效的增加;环境规制在即期和滞后期都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且在即期促进效果最好,环境规制每提高1%,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分别增加2.902%和1.385%;长三角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较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影响显示了完全的同步规律。     

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7-2018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双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U”型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不一;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在高级化而非合理化上,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门槛模型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会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不同影响。     

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技术效率研究

本文根据2001-2008年28个制造业的工业产出、资源投入和二氧化硫排放数据,在对环境技术函数和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计算各行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及其发展趋势,并对影响产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但是大多数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都呈上升趋势;在影响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因素中,科技投资加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易改善环境技术效率;外商投资可能带来产业"污染天堂";环境规制没有达到提高环境技术效率的目的.     

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

能源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双重任务.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视角,以新疆1990年-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单要素能源效率,还是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角度,政府环境规制均不利于新疆能源效率的提高,同时,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当期,滞后3期的抑制作用仍然显著,尤其是滞后2期的政府环境规制对当期的能源效率影响最大.最后,就实证检验的结果做出一些理论推断,并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