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与能力提升路径

农村职业教育有效承载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取向,构建了乡村治理的话语基础,可以形成思想共识,同时还蕴含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性动力,这构成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从内在机理来看,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对乡民德性的教化来净化乡风,通过构建稳定的内在秩序来夯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并通过提升乡村的组织化程度来为乡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目前,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的能力。一是以“服务求生存、质量促发展”重构农村职业教育理念;二是以“目标为框架、实践为指向”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治理的行动力;三是以“多方参与、协同共治”重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格局。     

农村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运行逻辑与实施路径

农村社区教育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一部分,其对完善农村社区治理有直接推动作用。从农村社区教育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上看,其在秩序、文化、经济、环境等四个方面有外在的天然优势和内在的服务关系。由此,推进农村社区教育服务农村社区治理,必须从其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及师资配置等五个方面来实施,进而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华龙区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坏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环境质量,笔者通过分析华龙区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提出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对策。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农村的环境作为对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支持者,一直处于城市污染的收纳系统中。随着近年我国对城市环境治理的力度增加,城市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影响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处于向工业化及城镇化发展的部分地区。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整合创新与逻辑建构

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协同治理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逻辑,也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治理主体彼此间的行为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它包括基层党组织领导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衔接与互动机制、民主议事决策机制、自治组织培育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教育治理的有效建构。当代中国教育治理的建构,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进行的政府职能改革与社会领域建设。基于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和“社会”两种分析进路,前者认为教育治理主要依赖国家建构,并且要凸显国家主体地位;后者主张教育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它们都尝试建构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及其行动路径,但对“教育”本身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首要的是突出“教育”的立场,并把“教育”作为“治理”的共同利益、行动标准和联结方式。     

农村社会治理场域变迁与政府角色转变

基层场域的变迁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政府单一主体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秩序诉求,市场经济的变革改变了政府的行动逻辑也使得传统管控模式失去依托,弱化了政治嵌入的基础。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弱化,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向政府部门传达。政府既要革新行为方式也要创新与基层的互动模式,要通过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让民众通过组织化方式表达合理诉求;要以法治为基础,在政府引导下,培育社会组织、农民个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治理创新论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中国的新发展、新形态、新表达,其本质是人民民主。从治理角度透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深厚的民主治理理念、科学的治理逻辑和有效的治理机制,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遵循、制度依据、实践途径和文化支撑。在治理方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治理、综合治理、制度治理、科学治理,真正使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实践和治理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治理方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模式。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与路径

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前提，保障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逻辑始点，“政绩”最大化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动力逻辑。激励不兼容和“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偏差。由此，构建上下兼容的内部激励机制和刚性的外部体制保障是确保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沿着正确路径推进的必要保障。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农村养老需求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成为农村养老的一大发展趋势。笔者通过对青岛市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的现状调查显示,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养老观念、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整体不足。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社会力量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的广泛支持,从多方面促进和激发社会力量的发展及其养老作用的发挥。     

传统乡村治理的历史视阈：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垒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并未曾出现真正的乡村自治,而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并存,并在这两种权力的交锋面上产生了权力的中介领域。即使是在这样的中介领域,国家权力也是不可动摇地占据着主角地位,而民间权威始终是一个配角。     

我国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协作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使得应急管理成为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成功避免各种风险和驾驭危机能力的考验。如何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提高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参与主体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有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加强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充分调动两者在应急管理中协作的积极性,才能使危机对社会各方面状况的损害减少到最小。     

异化资本逻辑的双重维度及其内生否定性力量

当今学界部分学者对异化范畴批判意蕴的片面强化,忽视了早期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历史性肯定,纠正此类偏向必须深刻明晰马克思文本中所渗透的异化具有双重历史效应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资本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最为集中和隐蔽的“避难所”,不可避免地带有双重维度并且辩证的内生出针对自身的否定性力量,以求为科学地解决当代中国深层次的矛盾,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乡村治理中的政府功能再造

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乡村治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与政府逐渐摆脱过去行政式的管理方式直接相关,更与"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转型有关。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乡村治理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需要政府功能的再造,即在强调政府服务意识的同时,还应强化其管理和监督功能,增强干部的现代意识、文化品质、创新维度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公共政策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然而许多障碍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如何消除这些障碍因素，对最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必要途径。因此，应该做到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强乡镇企业活力，提高劳动力吸纳能力；规范各类中介组织，拓展农民对外劳务输出。     

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进城转移--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调研报告

本文阐述了2004年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指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三教统筹"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已经日益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而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统筹"三教",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的科技素养,文化素养和职业素养,才能把这沉重的人口负担化作巨大的人力资源,使阻力或为助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本文从宏观角度应加强政策、城乡的统筹,从微观角度思考资源、内容、形式、运作等方面的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