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译者的妥协与反抗——从《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看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英译本产生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前者处于中国极为敏感的文革期间,而后者产生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改革开放后。通过二者的对比,得出政治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的影响。译者一方面服从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有发挥自己主体性的要求,从而形成译者妥协和反抗并存的情形。     

论宏观环境下译者主体性所受的外部制约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一开始就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会通过译者反映到译作中,同时也是解释特殊翻译现象的理据。译入语读者也对译者的主体性起着制约作用,但这种积极的制约往往促使译者做出创造性的努力。通过翻译事实和具体的译例,论述宏观环境下译者主体性所受的三个外部制约。     

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制约关系探究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突出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译者主体性的不恰当发挥给翻译带来不利影响。翻译伦理体现在翻译个人伦理和翻译职业伦理两个层面上,其核心之一是"忠实",翻译伦理的作用体现在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上,只有坚持翻译伦理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关系,译者主体性才能得到正常发挥。     

译者主体性的张扬及其和谐发挥

译者主体性在传统翻译研究中一直被忽略,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到来,译者主体性逐渐摆脱尴尬的地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想下,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度张扬.译者主体性不是无节制的张扬,还是必定要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有来自于译者自身的,也有外部的如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是一种受制约的发挥,一种和谐的发挥.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建构

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译者的工作在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艺术家的工作,在翻译的同时译者也在进行创作,对原文进行主体性建构。译者的前理解、翻译目的和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均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制约着其主体性的发挥。论文从接受与阐释、目的与操纵两方面来描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进行的主体性建构。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以接受美学为指导,探讨了译者主体性,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译者不能任意发挥主体性.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因素来自原文文本、译文读者的主流社会文化和其文化知识以及译者自身的能力.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汤姆叔叔的小屋》英译本书名翻译为例

在漫长的翻译史上,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角色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地位却从长时期地隐形走向凸显。尤其是在西方"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地位问题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约束和限制译者三要素,其中,后两个要素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文章尝试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英译本书名的翻译为例从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从而验证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直接操控译者,但同时也是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其主体性的体现。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典籍翻译译者主体性之辨

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在语内翻译阶段,译者的诠释受制于汉语诠释传统——训诂学,其主体性是有限的;在语际翻译阶段,译者的诠释体现出强烈的为我性,其主体性表现为目的性、历史忠实性和选择性。两类译者主体相互交往之特性体现在对典籍原文本理解的共识性。     

基于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美学研究

主体间性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与原作者及读者的沟通与对话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在翻译审美和再现美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翻译活动其他主体如作者、读者、文本等进行平等对话中实现自我,译者主体性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主体性。     

当代中国小说英译研究——以《来来往往》的英译为个案

本文从当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小说英译的影响入手,着重考察著名女作家池莉《来来往往》英译中社会意识形态、译者的使命和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当代小说英译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译者主体性意识在翻译教学中的培养初探

译者主体性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培养,也是翻译教学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培养译者的职业意识和社会责任,培养译者自身的兴趣和发展取向这两个方面对翻译教学中的主体性意识培养进行论述,以期拓宽翻译教学发展的思路。     

论我国的强奸罪不必重构——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

域外强奸犯罪的立法变革源于其人权的张扬、女性运动和对同性恋的宽容等社会现实引起的性文化观念的革新,我国大陆地区由于传统文化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女性的主体意识,特别是性主体意识和相应的文化观念尚未普遍形成,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男女平等观念的确立。因此,在现有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不宜立即变革强奸罪立法,而应当积极采取以司法个案推进体现正义和平等的性文化观念,最终实现强奸罪的立法变革是目前大陆地区比较稳妥的做法。     

试论译者主体性对原诗风格的干扰

风格是诗歌翻译中最易缺失的部分。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从翻译过程中的解读和表达两个阶段着手,利用翻译实例分析和阐释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因素对原诗风格传递的干扰,并提出了消除干扰的意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传统译论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重新阐释,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隐形人”的角色,彰显了译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性别意识”,因而在译介活动中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翻译活动的本的质。     

林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社会意识形态

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为框架,对美国作家斯陀夫人所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林纾译本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国家和民族状况、译者主体条件等方面说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思想对作品的影响。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于原文,忽视了译者主体性,造成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脱节。与传统译论相比,创造性叛逆在强调译者的主体性的同时,赋予了译者二度创作的空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承担着原文读者与译作创造者的双重角色,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在充分把握叛逆与忠实的辩证关系,以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