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454窟营建年代与窟主申论

关于莫高窟第454窟的营建年代和始建窟主,学界历经多年热议,仍难达成一致看法。总体来看,先后有曹延恭夫妇功德窟、曹元深功德窟和曹元德功德窟之说,近些年来,似又回归曹延恭夫妇功德窟之说。文章通过讨论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南壁东起前三身供养人的排序关系,以及甬道的重层供养人现象等,认为霍熙亮和马德两位先生主张的第454窟为曹元深功德窟的看法更接近实情,即第454窟是节度使曹元深于940—942年间始建,时隔30余年,其子节度使曹延恭与夫人慕容氏又重修此窟。     

莫高窟第156窟营建史再探

莫高窟第156窟是敦煌石窟代表窟之一,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是吐蕃之后莫高窟洞窟营建新的里程碑式洞窟,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对其营建年代和洞窟功德主,根据窟内供养人题记和《莫高窟记》,学界有不同观点,传统认为洞窟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六年,其中前室和甬道是由张淮深续修完成。也有大中十二年完成说。经仔细梳理归义军相关史实,重新省思题记题写的习惯,可以肯定张淮深没有参与该窟的营建工程,实由张议潮主持下完成,时间当在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间。     

榆林窟第33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关于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学界有五代和宋初两种说法.文章依据该窟甬道南壁节度使曹元忠的供养人画像之题名,将其营建年代大致判定在宋初,即建隆三年(962)至乾德二年(964)之间.关于榆林窟第33窟,有学者判为曹家窟,但作者通过考察第33窟主室的供养人题名,并将其与P.5038(2)《丙午年(946)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人名进行对照比较,认为第33窟是由瓜州州府、军府和晋昌县的官员为主导,与定居在晋昌县的一些官员和百姓共同自愿发起营建的.     

榆林窟第35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主辨析

依据榆林窟第35窟后甬道南壁曹延禄、曹延瑞的供养人题记和后甬道北壁于阗公主和阴氏夫人的排列次序,可将第35窟的重修年代推定在端拱元年(988)至咸平五年(1002)之间。榆林窟第35窟由悬泉镇的武氏家族重修,但为了敬重和奉承当权者,武氏家族还将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与夫人、节度副使瓜州团练使曹延瑞与夫人以及悬泉镇长官宋清儿等人画在窟中。     

从莫高窟第85窟供养人看其营建和重修

为庆贺翟法荣擢升都僧统,以翟法荣及其弟翟承庆为代表的翟氏家族于咸通三年至咸通八年在莫高窟兴建第85窟。曹议金担任节度使的五代时期,嫁到翟家的曹议金长女又组织重修了第85窟。第85窟甬道北壁的重层壁面以及东壁门北侧供养人的重绘痕迹都说明,曹议金长女不仅主持重修了第85窟的甬道,而且也重绘了第85窟东壁门北侧的供养人画像。     

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由洞窟组合崖面空间再谈莫高窟第156窟的营建

敦煌莫高窟作为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寺,莫高窟所在的崖面成为中古历史的文化“景观”,也是敦煌历史特有的宗教、文化与艺术“空间”。如何面对像蜂巢一样的洞窟“空间”组合关系,其实关系到敦煌石窟营建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洞窟组合在崖面“空间”上的关联,以及洞窟组合所展示出来的“历史物质性”,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理解庞大的莫高窟洞窟群时所面临的有趣课题之一。而莫高窟第156、158、159、161窟所在较为独立的崖面区段,以及这一组洞窟在组合关系上的“历史物质性”,或许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一个难得的入口和线索。加上第156窟作为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结合其他三窟窟主的推论和洞窟营建特殊的历史背景,似乎可以看到在莫高窟营建史上一组特有的“政治联盟窟”,进而形成莫高窟崖面上的“张议潮政治联盟窟”。本着这样的思路,回过头来再看第156窟的营建史,实有新的发现或启示,第156窟最初的营建可以早到归义军之前的吐蕃时期,最可能的时间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所记张议潮赶走吐蕃统治者,在沙州自任节度使摄州事的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因此洞窟的崖面选址充分地考虑了和张议潮一道起事的政治盟友安景旻、阎英...     

论重建曹氏家庙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曹秀先是南昌地区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曹氏家庙是乾隆皇帝降旨建造的两座家庙之一。＂一朝六进士,五里两尚书＂,显赫的曹氏家族是古代耕读文化的代表。重建曹氏家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莫高窟第332窟营建的政治隐喻——基于武周政治视角的观察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驳回武三思等人的立太子请求,在狄仁杰等朝臣的坚持下准备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有建窟传统的敦煌李氏以第332窟的修葺完工来庆贺此事,并且举行礼忏祈福等佛事活动。《圣历碑》中对李氏郡望的两次书写也是对政权将重回李唐的政治隐喻,第332窟对于敦煌李氏家族和李唐王朝来说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     

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丛识之三

《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记述了当时莫高窟崖面上30多个大中型洞窟的名号,其中有20多个是以窟主命名的,这20多个窟名又分如下五类:一是中上层统治者的“官窟”,即以其职衔冠以窟名者,如“大王窟”、“天公主窟”、“司徒窟”、“太保窟”、“张都衙窟”等;二是因当地某寺院集资营建(?)     

曹氏父子的文学成就

曹操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从现存的作品来看,他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但他创作乐府诗又不受古题古意的束缚,而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直接“叙汉末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为旧时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曹操率先用它来“悯时悼乱”。另外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原是感叹人生短暂无常、须当及时行乐或升仙得道的曲调,曹操用以抒写自己统一天下的抱负、自强不息的斗志以及北征乌桓凯旋而归时途中所见的壮景,富有创新精神。这些诗歌,不仅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     

曹氏父子的书法艺术修养

魏晋时期,我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全面成熟期。曹氏父子多才多艺,对各种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父子三人是当时书法界中的名家高手,皆工书。曹操工章苹,有“雄逸绝伦的“衮雪”二字传世;据《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有自书其《典论》作为外交礼品赠于孙吴;曹植对“世间术艺,无不毕善”,也工章草,有自书其赋14篇传世,其书体遒丽蕴秀,体现魏晋人的书法审美观。     

论曹氏父子的乐府情结

曹氏父子现存的130首乐府诗,是文人乐府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曹氏父子之所以创作了如此多的乐府诗,与其均雅好音乐等关系密切。曹氏父子对乐府诗所产生的情结虽各有别,但对王权的向往、追求与依恋,乃为其共性。     

搞垮苏联的三大社会矛盾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其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编者按]     

《游仙窟》的创作背景及文体成因新探

<游仙窟>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要特征都与作者张所处时代的风气息息相关.这篇小说取材于初唐文人所熟悉的冶游生活,同时还受到嘲谑、咏物、酒筵行令、诗歌竞赛等社会风气以及前代汉译佛经文体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长篇以诗相调的体制.除去这些与小说形式相关的外部原因,促成该小说文体形态的内在动因则在于作者张强烈的逞才使气的愿望,这使他过分专注于表现自己在诗歌与骈赋方面的才能,却忽略了对小说叙事技巧的应有关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三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发出了在三大文明协调发展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号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三大文明及其协调发展,做到三大文明一起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社会主义社会是三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发出了在三大明协调发展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号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明观的新发展。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三大明及其协调发展,做到三大明一起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三大明协调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确定未来基础教育培养目标的三大背景

1.大教育体系。如果我们把大教育理解为面向人的终身及全社会的教育,理解为包括所有教育在内并使其有机组织起来的一个大系统,那么普通教育正是这一系统的开端,而且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人一生的知识和理性、智慧和才能、情感和意志等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小学教育(乃至幼教)开始培育和熏陶。     

曹氏归义军初期敦煌洞窟营建中折射出的价值观——以莫高窟第98窟为例

莫高窟第98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所大窟,该窟表现出的现实意味尤为强烈,如供养人像数量众多、涵盖广泛、人物鲜活、身量高大、详列职衔,与之相比窟中诸佛、菩萨造像偏小,神性消退而人性崛起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窟主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学的真实反映。从发愿、示愿和现愿三个层次看,曹氏归义军初期洞窟的营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向政权内外充分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执政理念、外交方略、治理路径和安邦之策,发愿直白,示愿形象,现愿笃行。     

曹氏家族的武功修持与文学创作

建安作家多武艺高强。曹氏父子文武全能,尚武任侠,都有相当强的武功修持。这种特殊的精神风貌与气质影响于文学,便呈现出骏爽豪迈之美,这正是其侠魂与豪魄的必然张扬。     

一部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宗谱——旺川曹氏家族社会简述

古代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绩溪旺川曹氏为唐末从山东迁徙而来的望族,历经千余年,子孙繁衍生息于斯,培育了一批俊杰之士,<旺川曹氏宗谱>记录了千年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