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下篇）

本文回顾、分析了当代印度建国至今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过程。文中将这一演进过程分为两个时间段,即建国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47-1991)以及九十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91-)。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印度的国家创新系统皆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分别就这两个阶段分析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整体经济环境,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相关制定建设,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相关制度建设。最后,初步归纳了印度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轨迹。本文下篇主要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印度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情况。     

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下）

本文分析了我国自十八、十九世纪至今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文中将这一演进过程分之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为晚清政府时期(1860-1911),第三阶段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第四阶段为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今(1978-)。本文分别就这五个阶段,分析了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整体经济环境,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相关制定建设,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相关制度建设。最后,初步归纳了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轨迹。其中,本文下篇主要分析了后两个阶段,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现今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情况。     

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上）

本文分析了我国自十八、十九世纪至今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文中将这一演进过程分之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为晚清政府时期(1860-1911);第三阶段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第四阶段为新中国建国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今(1978-)。本文分别就这五个阶段,分析了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整体经济环境,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相关制度建设。最后,初步归纳了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轨迹。本文上篇主要分析了前三个阶段,即从十八、十九世纪到中华民国时期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情况。     

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

本文分析了韩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过程。文中将这一演进过程分之为四个时间段进行考察,即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90年代,以及90年代至今。在这四个时间段中,韩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中分别就这四个阶段,分析了韩国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整体经济环境,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英国国家创新体系演变能历史脉络

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其之创新体系的演化对于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工业革命—19世纪末、19世纪末到二战前，以及二战后至今。在这三个时间段中，英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文中分别就这三个阶段，分析了英国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整体经济环境，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及其建设的影响，以及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及测度实证研究

系统梳理了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在前人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主体"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首次从系统和动态演进的视角,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要素-制度-功能-阶段"四维分析模型。基于该模型,参鉴国际权威创新评价报告的基础指标及数据,研究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综合水平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综合水平得分最高,中国的得分在所有发达国家之后,但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制度维度。最后,本文从三个维度提出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发展的改进建议。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结构、功能、生态视角分析

进一步充实、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亟需加强创新系统相关理论研究.采用理论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创新系统理论的演进特征以及不同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践的阶段特征,探讨总结"主体-结构""活动-功能""系统-生态"三方面视角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研究重点和政策着力点,并基于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未来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部署要求,提出新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充实完善的四方面政策措施:政策导向从完善创新体系向形成创新生态转变;形成动态、繁荣的创新功能主体簇;促进创新要素和价值高效流动;形成支撑保护创新生态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上）：二战前

本文分析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文中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归纳为四个时期,即德川时代是日本科学技术的孕育期(1603-1867),明治时代至二战前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期(1868-1945),战后至七十年度末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建与发展期(1945-1979),八十年代后是日本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调整与完善期(1980-)。本篇主要分析德川时代、以及明治时代至二战前两个阶段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情况。     

试论创新系统的客观性

创新系统理论是西方学者针对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否同样存在创新系统呢？在深入理解创新系统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本文对1949年以来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体制下创新系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并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GDP总量持续攀升、全球竞争力指数持续攀升、全球创新指数持续攀升和世界500强企业总数持续攀升等方面阐明了不同时期我国创新系统的存在以及在相应创新系统作用下中国创新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主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且不以创新主体的意志为转移。主导一个国家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关键原因,不是创新系统由哪类创新主体主导的问题,而是不论何种经济体制下,国家都需要努力建立与本国发展阶段、创新要素和制度环境相匹配、相适应、相协调的创新系统。不论创新系统如何演进,国家在其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关于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

国家创新体系是经济与发展组织（OECD）在总结其成员国创新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向其成员国倡导的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一项战略举措。它由“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和“制度创新系统”3部分构成。在这里，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目的，制度创新是纽带和指挥系统。国家创新体系的3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执行主体各不相同。知识创新系统的执行主体是大学和研究院所，包括国家研究机构及企业研究所的一部分；技术创新系统的执行主体是企业研究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本身以及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中的技术开发中心等；制度创新系统的执行主体是政府及各级与科技、教育、经济相关的管理部门。3个系统的执行主体虽各不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3个系统是相互昆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     

中国标准化政策演进研究：基于文本量化分析

标准从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已经转变成为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家生态发展、经济生活变化的重要工具。伴随着标准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显现,标准治理的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标准化政策是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最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标准化政策,是我国标准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基于不同时期政策的发文数量、府际关系、主题变迁等文本特征,本文搜集了1979-2017年国家层面的标准化政策,通过R、Gephi等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发文单位府际关系网络,挖掘发文单位之间的合作情况;利用对应分析研究不同阶段的主题演变;最后进行内容分析,对每一阶段的政策文本进行主题词分析和关键政策分析,从而研究标准化政策的演进路线,探究我国标准化管理的发展轨迹和一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标准化政策的供给能力不断加强,政策发文效力扩大;标准体制改革,呈现与创新、产业协同发展的趋势;不同时期的标准化政策重点随技术变革而不断扩散,渗透到更多领域;政府积极引导标准化成为新技术及产业发展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Ind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growth of the Indi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dustr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efo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forms, that is, 1991, the government was pursuing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liberalization in 1991,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pro-active economic policies for the diffusion and production of IT. Consequently, the IT industry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growth rate in domestic as well as export markets. Howev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licie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in attracting the desired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high-tech sector such as IT hardware manufactur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mmediate corrective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augment the I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eneration.     

公共科技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印度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以印度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构建了公共科技政策影响创新产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印度1991—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科技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印度科技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中央政府研究机构、邦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大学对创新产出产生影响,其中,税收激励政策、中央政府科技支出、邦政府教育支出以及研发人员比例与结构调整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金融支持政策、邦政府科技支出和中央教育支出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小。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对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制定与实施公共科技政策的启示。     

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框架、演化与增值效应

数字化时代,数据作为新的要素进入到创新发展经济体系中,改变了原有的要素构成和主体关系,急需健全数字化背景下创新发展经济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提出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的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并从“围绕数字自身创新发展形成的经济体系（Ⅰ型）”和“创新发展经济体系的数字化（Ⅱ型）”两个相互融合增值的体系出发,来界定和理解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的内涵。本文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不断升级突破、知识生产方式不断优化、创新要素关系不断增强、创新主体边界不断扩大、制度和条件不断完善为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的演化提供了动力支撑。最后,本文在数字化背景下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发展经济理论,指出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通过投入创新数字化、产品创新数字化、工艺创新数字化、市场创新数字化、组织创新数字化等五类渠道实现价值增值。     

金砖四国国家创新体系政策措施比较研究

对金砖四国政府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政策措施的相似之处及相异点做了梳理和比较。认为：一方面,金砖四国创新政策正日益呈现趋同性倾向,并逐渐接近最佳国际实践;另一方面,虽然在政策的侧重点、目标与路径方面各有差异,但四国创新体系的政策措施仍缺乏某种根植性,只有从本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全面发展的视角来考虑本国的创新政策,才有可能构建一个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主要进展及对政策方向的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历史性交汇,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向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亟需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要回顾,提出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八部分构成,总结了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在强化要素、加强主体、完善机制、培育产业、集聚区域、优化环境、扩大开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并立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提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思考和建议,包括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改进评价制度、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政策、提升科技治理能力、推动高水平开放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