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衍的"学人之诗"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周光体"的魁首.陈衍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作为诗歌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但他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并不是同样看重的,受清代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陈衍真正推崇的还是"学人之诗".     

《白居易散文研究》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唐代古典诗文创作在美学旨趣、风格特质和艺术技巧等诸多方面均有重大转关。晚清学者陈衍《石遗室诗话》中针对诗歌提出"三元"说,认为中唐元和时期与此前南朝之元嘉和此后北宋之元祐同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征之以史,信非虚言。职是之故,白居易     

陈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论

所谓＂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即＂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是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著名诗论家陈衍的重要诗学观点,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但是,过去学者对此解读多有分歧。通过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内涵进行深入细微的分析,可以明晰陈衍提出此诗学观点的真实意图。同时,同光体作为近代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学宋的大纛之下,其重要诗人诗学的具体路径,也各有差异,反映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上,其不相合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衍《石遗室诗话》论"同光体"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论“同光体”,从诗歌发展史的视角观照宋诗,提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研究诗歌的个性化、“至”的境界等诸多理论问题,对思考中国近代诗歌及诗歌理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然而,“同光体”诗派在晚清“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使然,因此,对《石遗室诗话》中的同光体诗论进行一番去蔽还真的探讨是必要的。     

郑珍的诗论及有关诗派意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咸同以来,竞号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稍有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郑珍、黎简辈……”。这一段话,究竟是说郑珍就是“号宋”者,还是说郑珍诗风近宋,而并不倡宋?没有明言。到刘大杰先生,则断言郑珍是在倡宋了:“道光以降,有一部分作者,喜言宋诗。何绍基,郑珍、莫友芝倡之于前,所谓同光体者如沈曾植、陈三立诸人继之于后……。”①同光体一些诗人宗法宋诗,树起宋诗派大纛,标榜程恩泽、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陈衍的高足胡先骕甚至推     

诗歌与学问的坚守——陈衍的文学史意义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他支持维新,光明磊砢,一生坚守于诗歌与学问的“荒寒之路”,在晚清与民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他将朴学与诗歌融于一炉,揭橥“同光体”诗歌及其理论,创作诗论与诗文成就斐然。但同光派在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所以陈衍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研究上应有的重视,因此,对他的文学史意义进行去蔽还真的重显是很有必要的。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张之洞与其幕府中的诗人：陈衍

张之洞幕府中汇聚了很多当时的诗坛健将,著名的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衍,便是其幕中之宾。陈衍与张之洞诗歌派别不同,论诗旨趣有别,虽不是张之洞赏音所在,但陈衍正是在张之洞幕中提高了自己的诗作、诗论水平,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光体＂理论。     

“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论“同光体”与贾岛诗

同光体诗人与贾岛都生活于动荡的年代和混乱的政局中,有济世之志而无用志之机,这便是他们诗歌产生的相似的社会背景;而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心性则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取材的狭窄而将主要的心力放到诗艺的研炼上,体现出相类的诗歌意境和艺术手法。     

辩才元净与北宋“文字禅”

"文字禅"一词虽由黄庭坚在元祐三年(1088)首次在诗歌中使用,但真正与诗歌有关的"文字禅"观念的揭橥实际上是由天台宗高僧辩才元净在元祐五年(1090)完成的。元净在此时提出"文字禅"观念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与天台宗自身对经教文字的态度以及其本人的创作实践有关;二是与北宋禅宗"不离文字"的现象有关;三是与当时禅林出现的乱象有关。在辩才元净提出"文字禅"的观念十多年之后,黄龙派诗僧惠洪才提出"文字禅"的口号,并对之进行论证。"文字禅"对宋代诗歌、诗学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辩才元净结合天台宗教门经验以及针对禅宗内部出现的情况,在元祐年间首先提出"文字禅"这一观念,其功绩也不可忽视。     

从七言古诗看元和诗歌新变

七言古诗最能体现元和诗的新变特色。元和诸人的七言古诗大致源出于初唐、盛唐二体,而有更多的创新变化。以元白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更多继承了初唐体的特色,而吸收了古文、唐传奇的叙事、表现技巧,韵律较初唐体更为多变,语言清丽浅近,叙议俱带情韵。以韩愈、李贺等人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七古继承了盛唐李杜的特色,而用古文笔法入诗,更加奔放奇肆,结构也更多变,非律化改造更为明显,语言意象奇诡。     

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次韵律诗刍议

白居易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元和诗坛不仅近体繁盛,还呈现出明显的新变特征,元稹的次韵律诗就是其突出代表。次韵成为风滋始自元稹,元稹次韵律诗因难见巧,花样翻新,在当世就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丰富了唐诗体裁。“元和体”这一称号的出现与之关系密切。     

论陈师道诗学实践的课题意识

陈师道的课题意识是北宋元诗人们谈诗论艺、求新求变风气与他本人个性人格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在诗学意识上以文学为人生的不朽盛事,以雅格为文学的至上追求,以换骨为格高的基本出路。这种课题意识从理论主张、创作实绩与具体作法三方面给予后世诗人以一定的影响。     

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或兼具学的品格;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旨趣,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徽宗时期诗人的生活与唱和

北宋徽宗时期,虽然仍有少数诗人如皇帝和个别近臣生活于社会的最上层,但绝大多数诗人都被甩到社 会的下层。元祐诗人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后进诗人或缺乏进入仕途的机会而终生布衣,或虽有幸进入仕途却沦 于下僚。同时,相对于元祐诗歌高潮时期,此时诗人交游、唱和活动也大大减少,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学黄的诗 人视艺术为生命,他们悄悄地聚集,在民间逐渐形成了“江西诗派”;一是徽宗皇帝亲自组织与近臣的唱和,以歌咏升 平。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试论宫体诗的发展演变

宫体诗是指产生于宫廷的、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风格通常流于浮靡轻艳。梁简文帝以太子和皇帝的身份写作这种诗体，从而影响了一代诗风。之后，由于皇帝本人的提倡和大批宫廷文人的响应，宫体诗在陈后主和隋炀帝的宫廷中也先后得到广泛流行，余波至初唐始绝。因此，宫体诗在历史上共延续了近一百年之久，成为这一百年间诗歌发展的主流。     

范当世的诗学追求与“不欢”情结

范当世是同光派早期重要诗人,通过和张裕钊、吴汝伦的学习与交往,他基本接受了桐城派的诗学理论,追求诗歌的独创性、凝练与平易的结合,为此诗人必须积理养气,加强学习,培植自己卓越的胆识和博大的心胸。     

论《随园诗话》与清代主潮诗学

袁枚论诗标举＂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他的诗话著作《随园诗话》以＂性灵＂为论诗内核,对诗分唐宋、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清代主潮诗学均进行了批评,主张诗歌抒写＂性灵＂,诗歌形式应不拘一格,＂兼综条贯＂,为＂诗写性情＂服务。袁枚的这些诗学思想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走出唐宋诗窠臼、走出复古摹拟做出了努力,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代转型指明了方向。     

论丁日昌诗歌的宗宋倾向

身处道咸时代的丁日昌力精洋务,他与宋诗派诗人关系密切,该文从丁日昌与宋诗派诗人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实践两方面探究其诗歌的宗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