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里德约夫·南森对国际难民事务的贡献

弗里德约夫·南森是国际联盟第一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1921—1930年任职期间,南森主张难民问题紧急救助与长远解决相结合;界定难民的法律地位,通过立法保护难民权益;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国际合作;审时度势．重视方法创新。南森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和财富。     

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论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发展演变

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难民有关的国际组织之前,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古代统治者已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信仰为逃离迫害之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的《旧约全书》最早提到了"难民"一词,并对难民的定义有所涉及。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和角色也严重的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使其难民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特征,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具。     

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是2001年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因其甄别机关的高度独立性而广受赞誉。实践中,处理难民地位申请的效率低下以及缺少对难民保护庭决定进行审查的上诉程序成为困扰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实践的难题。研究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可为我国难民立法提供借鉴。     

论弗里德约犬·南森对国际难民事务的贡献

弗里德约夫·南森是国际联盟第一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1921—1930年任职期间,南森主张难民问题紧急救助与长远解决相结合;界定难民的法律地位,通过立法保护难民权益;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国际合作;审时度势．重视方法创新。南森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和财富。     

关于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任命等问题——与张建华教授商榷

对张建华教授关于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任命、南森译名的翻译等几个问题提出商榷,以为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而非国际红十字会,两战期间国际联盟在难民的救济、遣返、保护等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南森及南森护照的翻译应采用规范的译名。     

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创立的南市难民区,收容、安置并保护了上海孤岛时期近三十万的中国难民,将二战前国际社会战时平民救助的理念变为现实。该安全区的设立,不掺杂任何政治和宗教目的,而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唯一旨归,因此被称为"上海模式",并被国际社会誉为战时难民救助的光辉典范,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借鉴,最终将其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对国际联盟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国际联盟的历程》评介

青年学者于琳琦的新著《国际联盟的历程》已于2003年3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它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4月18日宣布解散，一共存在了大约27年时间。从建国以来到80年代初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简单地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期对国际联盟的论述为准绳来评价国联的，对国联以及它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活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对国际联     

对难民公约中“某一社会团体”的分析

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第一条对难民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在可成为难民的各种条件中,如“种族”、“宗教”、“国籍”及“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这些因素都是比较容易确认的,但“某一社会团体”却相对含糊一些,．为确保公约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须深入分析这一因素。使一个团体统一起来的特征或因素不能是对迫害的共同的畏惧。这样的社会团体,应具有可承认性、,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迫害,也是在认定“某一社会团体”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考察

非政府组织活动合法性的前提是取得相应的法律人格.法律人格的保障主体是国际政府间组织和主权国家.具有法律人格的非政府组织将享有特定的优惠待遇.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国内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从宏观上来说,非政府组织还是附属物,它们的力量来源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力量,这就大大限制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论《公约》框架下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

《公约》的三种风险负担模式都是建立在双方均无违约的情况下的,但在实践中风险损失往往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交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损失分配即为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由于学界对《公约》第70条的理解不一致而存在很大的分歧。文章在公约框架内,从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对《公约》第70条及其它条文的分析,指出一般性违约不影响风险转移,卖方的根本性违约是否影响风险转移则取决于买方所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而买方的根本性违约则直接导致风险的提前转移。     

《反腐公约》与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与《公约》存在着较明显的差距，我国有必要在《公约》精神指导下，完善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以推进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我国与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自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一部调整国际贸易活动的统一实体法规范。它的生效实施为国际货物买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本文通过盲从以约的特点，即普遍性、现实性、折衷性等特点，说明作为该公约最早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应该如何利用该公约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服务，以及如何结合该公约来发展我国涉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     

中立与集体安全——伍德罗·威尔逊国联思想的起源

威尔逊的国联思想产生于一战爆发后的调解外交之中.这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对欧洲冲突实行调解.美国外交传统中的中立原则决定了威尔逊政府不准备对欧洲事务承担任何义务,但是这种调解本身又有参与解决欧洲事务的含义.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导致调解失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威尔逊找到了战后国际联盟这个目标,并从泛美条约的集体安全条款找到它的基础原则.国际联盟能同时满足威尔逊既不脱离传统的孤立主义又能参与欧洲事务的双重愿望.战争形势很快迫使美国放弃中立,但是国联思想却沉淀下来成为威尔逊外交的主要目标.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之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

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在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内容相脱节的情况,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以及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以我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以此为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刑法规定,达到完善我国有关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之目的。     

从国际法看中日东海争端

近日，日本政府启动授予其民间企业东海油气试采权的程序，严重侵犯我国的合法权益，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挑起东海争端，从而使东海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回顾中日东海之争的近期发展态势，从国际法角度进行法理分析和评介，试图寻求解决两国争端的理性途径。     

海牙《国际代理法律适用公约》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海牙《国际代理法律适用公约》吸收了各国在代理法律适用领域一些较为一致的作法,对各国存在分歧的方面,进行了取舍和调和,兼顾了代理各方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值得我国立法借鉴。我国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26条的规定虽然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建议对之进行修改。     

浅议生态难民的法律地位

生态难民,顾名思义可以简单描述为面对生态灾难而被迫逃离的人。生态难民现象古已有之,但生态难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被国际难民法确认。国际上缺少专门的对生态难民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与措施。生态难民制度的存在从社会需求层面、法律需求层面以及现实依据层面来说,是合理与必需的。生态难民与国际难民法所规定的政治难民不同,主要是由于生态灾害而造成。实际上,生态难民与政治难民是相联系的,很大一部分生态难民可以纳入到政治难民之中,利用现有的国际难民法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