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琳琅满目的市商行业

元杂剧中因剧情和反映生活之需要,保存了大量的市商民俗风情,其中涉及最多的行业为餐饮旅店业、色情娱乐业、典当业。这些市商风俗的描写表现为亦蒙亦汉、亦南亦北、亦古亦今的特点,呈现出元人在民俗风情上的包容性、承传性、变异性诸特色。从剧情之表现和发展的需要上看,元剧中的市商风俗文化的展示是附着在剧情和剧中人之上的,因而这种习俗的展现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正因为有了这些真实生活习尚的描述和表现,才赋予戏剧深广时尚的艺术魅力。     

浅谈论元杂剧的婚俗

元杂剧的很多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种种婚姻形式与嫁娶程序,如才子佳人恋、士子妓女恋、寡妇再嫁与妇女守节、休妻与续弦、接脚与收继婚、指腹为婚和童养媳等,婚姻程序包括说媒、相亲、定亲、彩礼、迎亲、娶亲等。这些婚恋习俗具有很高的审美和民俗研究价值。     

再探元杂剧中的医生群像

在现有的元杂剧中,共涉及十三位医生,剧作家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对庸医讽刺调侃,对恶医批判鞭挞,对良医认可赞许,对义医讴歌颂扬。通过医生群像我们可以看到剧作家们的良苦用心：对庸医不遗余力的讽刺让人感受到了笑声,对恶医（恶棍）多角度鞭挞让人对现实感到绝望,对良医的正面描绘让人领略到一丝温情,对义医全力颂扬让人体会到下层民众的力量。     

元杂剧复仇观念的民俗表现

元杂剧作为元代的文学代表,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复仇观念,这些观念与民俗中的鬼神信仰和鬼灵崇拜、语言民俗中对誓言的重视、丧悼民俗中的鬼魂依凭等密切相关。受民俗传统的影响,元杂剧复仇观念体现出明显的俗文化性。     

元杂剧包公戏繁盛原因略探

元代包公戏一度繁盛 ,主要原因有二 :一为元代百姓渴望清平政治的共同心态所致 ,因为元代刑律缓弛 ,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官僚素质极低 ,权豪势要横行 ,从而在元代社会形成一种肃清吏治、惩治权要的共同情绪。二则得益于前代公案文学的滋养 ,从上古神话传说到秦汉小说、唐传奇、宋话本等都在题材、形象塑造等方面对包公杂剧形成文学方面的滋养     

元杂剧科举戏婚姻家庭关系中所涉法律问题考察

元杂剧中,婚姻家庭戏占有显著的位置。科举又常常是导致打破婚姻恋爱关系中的平衡,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动因。通过科举戏中的夫妻离合与科举之间的关联,来考察婚姻家庭关系变故中的法律问题。《墙头马上》、《潇湘雨》和《渔樵记》三部元杂剧均涉及到科举和夫妻分离与破镜重圆,超出了单纯的爱情剧的范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家庭及其相关的社会、法律问题。     

戏与梦同——浅论元杂剧中的涉梦戏

由于文化渊源、历史背景及文学自身娱乐大众的功能导致元杂剧中有大蹙的涉梦戏。这些涉梦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鬼魂托梦型、因情成梦型、神灵度脱型和预示情节型。这些戏剧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心灵的投影。     

元杂剧中的寺庙

元杂剧作为一门舞台表演艺术,对空间的选择非常严格.寺庙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点,对相关元杂剧的剧情敷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不同的作者在对寺庙的描写中,表达出不同的宗教态度:有的崇佛、有的反佛.这和元代宗教文化政策、文人的心态和度脱剧的非宗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元杂剧影射出的元代医学观念和社会状况

在宋金戏剧、元杂剧中有一类医药剧,其或出现与医生相关的艺术形象,或用药名做唱词和念白来表达人物特质。元代社会的医学水平已经十分发达,戏曲又是一种舞台艺术,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为了迎合当时的群众心理,剧本通常会因为观众的反响而不断修改和重创作。因此,这些医药剧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风貌以及其时代观念。     

论元明爱情戏中的“花园”意象——以《西厢记》《墙头马上》《牡丹亭》等为例

在元明爱情戏中,花园构成了完整具体的主题性审美意象,花园不但是剧中主人公青春觉醒、爱情萌动的重要场所,同时承担了丰富的叙事功能,寄托了作家不同寻常的人文和宗教关怀,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欣赏对象。     

元杂剧中的叠加式复合形象

元杂剧中存在着一种叠加复合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是在文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使得元杂剧受到雅俗两个文化圈群体的追捧。叠加式复合现象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艺术效果,推动了戏曲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元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     

元刊杂剧的疑问词语

元刊杂剧疑问词语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本文详细描述了该书疑问词语的句法分布及功能。元刊杂剧的疑问词语反映了汉语共同语形成时期疑问词语新旧更迭的特征。     

元杂剧中文人隐逸心态管窥

隐逸是中国古代文学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在元代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元杂剧中文人隐逸的积极心态.     

试论元杂剧中的货卜先生

元杂剧中有许多货卜先生,他们中有的是神仙的化身,有的是得道高人,有的是市井小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在剧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卜辞有的就像一个情节预告,作为一根隐形的线索贯穿于整个故事;有的则通过左右主人公的行动和命运引导故事情节的发展。元杂剧之所以将民间算命这种方式运用于其中,这与中国人的宿命观、戏曲的起源、元代社会状况等有很大关系。这种特有的形式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宣扬宿命论。     

元杂剧中的吝啬鬼形象

元杂剧中的吝啬鬼是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们爱财如命、为富不仁。经济条件和道德惯性、人格分裂、人伦关系的破坏都是导致这一形象出现的原因。吝啬鬼为元代人物画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对警醒世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青楼集》探究歌妓对元曲发展所起的作用

《青楼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述歌妓的著作，作者冲破了长期鄙妓思想的束缚，把歌妓作为主要对象立说著书，从书中我们看出歌妓对戏曲的分类、戏曲的流传以及对剧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元曲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元杂剧看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八十年不开科举,文人被抛离既定的仕途轨迹。对元杂剧中儒士浪子形象的解读,可以透视＂剧作家＂这一特定儒生群体＂玩世＂与＂入世＂之间的心态,其笔下的杂剧体现出诗骚正统之外的遗民情结。     

元明戏曲小说中的苏轼形象

在元明戏曲、小说作品中,苏轼是重点描写和歌咏的对象之一。文人笔下的苏轼形象凸现了辛酸落魄、放浪疏狂、冷静旷达和耿直敢言等个性特征,与历史上的苏轼有一定差异。元明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苏轼的重塑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复古与尚俗两种文学风潮决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元代士妓恋爱杂剧的悲剧意蕴

向来被视为元代爱情喜剧的士妓恋爱杂剧,由于个体性追求与整体性命运的冲突,其中又充满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这在剧作中主要表现在悲剧性歌妓形象的刻画,情与理的强烈冲突,隐藏在团圆结局背后的悲剧意识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