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解读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     

试论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与党锢之祸

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其根本原因是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形成了与专制皇权相颉颃之势,最终导致它与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宦官集团的活动则成为这一     

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

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争分别为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大救世悲剧。两大历史事件遥隔千余年，其间，士人们的救世行为和所遭受的残酷打击颇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士人们不具备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士阶层特有的清高和自傲，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较多迂腐和呆板，缺乏机变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与皇权的激烈对抗。     

"党锢之祸":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有感

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有良知的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在力量对比上也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使“党锢之祸”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

学界论及东汉党锢，多站在代表正统、道德的士大夫立场，表现出对宦寺阶层行为的轻贱。本文欲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从宦寺所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努力争取向上层社会流动而重新建构政治人物标准的角度，子东汉党锢新的理论阐释。     

"党锢之祸"的历史成因析

“党锢之祸”是发生于我国东汉桓、灵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影响之深远为前世所罕见,范晔、司马光等都曾在他们的鸿篇巨著中专章论述过。究其历史成因,“选举乖实”的汉代选官制度当是酿成这一历史惨剧的最直接的政治原因。     

东汉时期汝南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东汉时期,汝南士人以许扬、周举、许靖、许劭、袁安、陈蕃、范滂等人为代表。他们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精通儒学,并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积极进取,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无论在促进生产和文化事业发展,还是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东汉政权方面,他们都取得了一定的功绩,同时给后人留下了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     

20世纪以来的党锢之祸研究综述

文章对20世纪以来史学社会科学化背景下的党锢之祸研究进行了一次仔细梳理,认为以往的研究中文化本质论时常沉渣泛起,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局限在社会结构分析与地缘因素分析上.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在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行,继续重视结构分析与地缘分析,同时引入制度史的视角,充分考虑历史主体行动自由的可能性限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主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的影响

党锢之祸对汉末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许多人被卷入其中,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禁于乡里多年;其次,由于政治迫害,章述成为了许多人的人生寄托;再次,评议时政之风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发展,党锢之祸使得汉末的士风走向狂妄,这些导致了汉末人多狂放不羁;最后,党锢之祸和随后的战乱使得士人谈论的内容转向以人物评鉴为中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古典论的发展。     

从学生运动看大学生人格精神——以汉朝“党锢之祸”和近代“五四运动”为例

学生运动向来被当做推动社会进步,解放群众思想的活动．从中国古汉代的“党锢之祸”、宋代“太学学生运动”到近代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纵观千年,学生运动促进了改朝换代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影响了历史的变迁。但是学生的思想过于激进以至于多数以悲剧告终。本文选取了古代汉朝的“党锢之祸”和近代“五四运动”这两种分别代表古代和近...     

浅谈东汉末年“党锢之祸”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简评

本文通过对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具体分析，论述了党锢之祸的背景、党人失败的历史原因及其影响．对整个党祸的事件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以期能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深比对历史的认识。     

“巫蛊之祸”性质再论——以西汉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夺嫡斗争为中心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自太初元年(前104年)到后元二年(前87年)共18年间,以戾太子为首的卫氏集团、以李广利和刘屈氂为首的李氏集团以及宦官扶持起来的赵氏集团展开了夺嫡斗争。外戚势力是在皇权与宗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受"择权在君"思想的影响,武帝立嫡不坚,更加剧了夺嫡斗争的惨烈性。"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李氏集团利用江充与刘屈氂里应外合灭太子,以实现夺嫡,抢占权力制高点。     

论朱瞻基与明代的宦官之祸

朱瞻基是明代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朱瞻基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宣德朝也存在一些弊政,尤其在处理宦官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他提高宦官地位,赋予宦官批红权,设置镇守中官等,致使宦官势力空前猖獗,无意中为宦官干政提供了保障。他对造成明代的"宦祸"负有很大责任。     

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

东汉的羌"祸"源于它循因前代的作法,两汉治羌的失误在于"隔绝羌胡",虽然形式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导致"朝廷不能制",羌汉矛盾恶化。     

东汉汝颍士人交游圈的形成及影响

汝颍地区作为东汉时期经济和社会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素有“多奇士”之称。这不仅与汝颍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存有关联,而且与汝颍士人的交游,尤其是人物品评密切相关。在一系列交游关系的影响下,汝颍士人注重彼此间的奖拔和提携,不仅社会声望得以提升,而且政治和文化地位也随之提高,从而让汝颍士人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汝颍“奇士”的声名远播。     

论北朝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心态

北朝时期,胡族入主中原,面对异族的统治,汉族士人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政治心态.受北朝政局、经济环境、经学重振、正统观念变迁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政治心态可分为谋利、以道为己任、功业、隐逸等几种类型.     

“李陵之祸”及其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

本文通过李陵出征与投降匈奴,论述“李陵之祸”以及对司马迁产生的思想影响。     

李陵之祸对《史记》选材的影响

司马迁李陵之祸对《史记》选材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史记》扩大了描写范围,成为一部描写古今社会方方面面的全史;多为悲剧人物立传,赞赏不屈不挠克服命运压力成就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多热情赞扬见义勇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行为,深刻揭露批判世态炎凉;多颂扬忍辱发愤、立功名于天下的“倜傥非常之人”;多抒发对钱财富贵的慨叹,鼓励人们发家治富。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土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人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