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父”、“审父”与女性的个体成长——以陈染的小说为例

具有"慈爱"和"禁止"双重功能的父亲文化形象,使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陷入"恋父"与"审父"的情感纠葛中,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反映了现实中的女性依然笼罩在父权阴影中.陈染的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关系,父亲与成长女性之间既有人伦情感,又含有文化的象征内涵,因此"恋父"与"审父"同时并存.在"审父"的过程中,陈染的小说最终指明:女性要实现主体和自我的确立,就必须用理性力量破解和抗衡被父亲权威及其所代表的父权统治所宰制的命运.     

陈染作品中的身份认同轨迹

陈染作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个突出个案,曾引起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认同理论,并结合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陈染的作品分析,来揭示陈染创作中的身份认同轨迹。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染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之初,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经历了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与寻找的焦虑这两个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染的创作风格趋于成熟,她的作品开始具有了明确的女性意识,然而同时期陈染的作品还没有能力构建出理想的女性人格,她的身份认同之路依然充满了曲折。     

论陈染小说的女性“自救“意识

陈染是上个世纪80年代崛起的一批女作家中比较富有个性的一位,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着眼女性,远离男性,并千方百计去寻求女性的归宿。她的作品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在拆解和颠覆男权中心和父权神话的同时,构建女性文化自救的精神。     

陈染小说的女性意识及其多元表征

陈染进入90年代后的小说创作，从个体经验出发，摹写女性撕心痛楚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境遇，寻求女性主义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追问自身的存在焦虑，表达了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形而上思考，是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具有超越意识的典型本。     

林白、陈染1990年代创作平行谈

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曾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性别意识有关,也与时代赋予文学的表现空间相契合。从创作主题来看,林白和陈染都有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二者解构以父权为代表的男性权利话语时源于不同的心理机制;陈染在其作品中对“姐妹情谊”表现出怀疑与不确定,而在林白的笔下对此则表现得更加彻底与复杂;两人通过创作各自表达了对“个人化写作”的独特感悟。从当代女作家的写作演进来看,林白、陈染的写作较为彻底地完成了女性作家的语言叙事“革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们将女性作家创作的先锋性、实验性、革新性演绎到了极致。     

“零女士”的诞生——从精神分析视角看陈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典型代表作家,陈染的小说着眼于对女性细腻的心理感受的描述,主人公总是给我们自闭而多愁善感,冷艳而充满智慧的印象。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这些女性形象,对她们特有的情结、特殊的身份以及最终的归宿进行探析。     

陈染小说中的“神秘”因素

“神秘”是陈染创作的主要特点之一,无论是其小说中对奇幻体故事中“异域色彩”营造中对“陌生感”的追求,还是,其在小说中对“未知”的全面展示,深味命运的不可知,和身在其中渺小的人类的精神关怀,以及她笔下的神秘女人以及女人讲述的神秘中,以“女性”更敏感的心灵触探这个世界的冲突中的精神困境,陈染都是在“神秘”的营造中完成了她的独语.     

“白日梦”与“自画像”——论贾平凹与陈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贾平凹可以看作是男性写作的代表,而陈染则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面旗帜。他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反映了男性本位主义立场与女性主义立场的矛盾。在通过对这两位作家部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探讨这种矛盾出现的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徘徊在轨道上的“安娜”:父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及其反抗——陈染、林白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女性意识的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陈染、林白在反映两性冲突上比以往女性文学有了很大发展。在父权制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女性身体与外界的冲突十分强烈。陈染、林白作品主要书写了父权统治下女性的遭遇、女人的死亡及她们的反抗。通过对其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促使人们反思当今紧张冲突的两性关系,呼唤人们建立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     

游离边缘对抗主流——论陈染1990年代的小说叙事

陈染(1962～)是崛起于后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她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多带有自传色彩,透过第一人称娓娓道出成长经验和内心世界,呈现性别书写和个人书写的双重特质,本文从这两种特质,析论陈染1990年代小说的性别关系描写和叙事语言运用,探讨她如何以女性议题和个人主义等边缘写作,建立个人风格,与男性和群体的主流写作对抗.     

女权主义解读艾米莉·狄金森

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诗歌意象,通过凸现女性的叛逆和自救以及颠覆传统男性权威,超前地向世人展示了女权主义思想及女性新形象,从而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这比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的兴起早了一个世纪。     

孤独与逃离:陈染笔下的女性形象探析

陈染是当代文学中一位重要而独特的女作家,她以边缘人的低调自觉远离中心,执着地探索作为弱势人群的生存地位.通读陈染文本,可以发现“孤独”是贯穿其作品的核心因素之一.孤独,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是她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旅程的尘埃落定的诗性表达,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陈染对人生哲学意义的思考和顿悟.陈染的“孤独”意识对我们审视存在、质询自我,具有形而上的启发性.     

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强奸问题——从《违背我们的意愿》中的女性主义展开

作为对女性人身权利最直观的犯罪行为之一,强奸受到了女性主义者最猛烈的抨击.布朗米勒的《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集中反映了"强奸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准则构建的结果"的观点.但是,一直以来,将男女两性定格成为变革男权制社会而彼此"斗争"的群体的主张对最终消除强奸现象收效甚微.从人性出发,重新理解"平等"与"差异"的实质含义,有利于实现两性和谐发展,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     

《丽莲的故事》的女性主义解读

运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凯特*格朗弗尔 (Kate Grenville) 的小说<丽莲的故事>进行女性主义解读.详细阐释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以及女性话语的运用.     

历史的浮标——新时期初期“浩然重评”现象的再评价

新时期初期伴随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浩然与"文革"极左政治一同受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主流文化的质疑,接受了新的文化语境的重新评价。作为连接左翼政治与新时期政治的天然关节点,浩然重评折射着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中,两者之间的断裂与勾连,以"历史浮标"的形象呈现出新时期文化语境的些许特征。     

张扬与消解反抗与回归--《简·爱》的女性主义阐释

夏洛蒂·勃朗特以独特的叙事形式创造了一部完全自信的、充满挑战性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简·爱》 ,她通过简·爱的个人言说、反家庭的叙述 ,让简·爱顽强地一路“反抗”、“否定”了父权社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但是 ,由于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 ,女作家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 ,将创作的艺术标准和社会作用内在化 ,以迎合父权社会的文化消费观念 ,所以简·爱的女性主义个性化又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     

《红字》中海斯特的形象分析

霍桑在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红字》一直受到大家喜爱,其中所表现的女权主义倾向也吸引了众多目光。通过对霍桑作品《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的形象分析,阐述女权主义在海斯特身上的体现,并以此探究作者霍桑的女权思想。     

皎然意境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皎然的诗论中关于意境论的建构不仅在唐代诗论中极具代表性,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意境理论中,皎然将禅之心境、道之意象、儒之比兴综合起来论诗,对后世意境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知识分子形象对抗性别政治

性别政治是女性主义抨击的主要对象,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则体现了女性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对家务活的摆脱和他者地位的改变。     

Contextualising the career pathways of women principals in Hong Kong: a critical examination

The fields of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have been enriched recently by analyses of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non-western contexts. By contextualising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these studie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experiences other than those generated from Anglo-American-Australian contexts, thus broadening our knowledge base for more nuanced theorisation in the field. This paper contribut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career histories of eight female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Hong Kong. Our analyses identify a range of facilitators, including the expansion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strong values placed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nd help in relieving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Valuable these factors may be, but we argue that they are incidental, informal, familial and individual, and incur the costs of burn-out and guilt. The discussion not only underl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case study and cultural and contextual specificities, it also provides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atri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