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及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高管团队对创新行为的认知决定并影响企业创新投入。通过研究信息技术类企业,选取对高管认知影响大的特征变量为自变量,R&D强度为因变量,用方差分析法分析了自变量对创新投入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年龄、持股比例和是否两职合一对创新投入影响显著,教育水平影响不显著;是否两职合一与平均年龄、平均持股比例间,平均年龄和平均持股比例间有显著交互作用。企业在聘任高管时应考虑高管特征间的交互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高管团队任期及其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创新研发都需要企业长期大规模投入,而企业管理者在其中起到的决策作用不容忽视。本研究首先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分级动态模型,认为企业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高管在实践中能否感知到其投入的边际回报。因此,高管在位时间长短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键调节变量。本文以2014—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得出两个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任期长的高管能够有效将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创新绩效,而高管团队任期的异质性则起到相反作用。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随着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重视度和关注度的提高,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要面对的重要挑战。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统一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异质性带来的认知基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高管团队的决策,进而对企业战略选择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为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企业绿色创新和环境战略方面是否也具有类似作用,本文以A股92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环境战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了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绿色管理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企业环境战略在上述影响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验证并延伸了高管团队特征对组织产出影响的研究逻辑,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环境领导力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和环保认知对企业生态创新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关于管理者的环境领导力能否对生态创新产生影响,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理至今尚未深入探讨。本文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和领导力理论,从高层管理者认知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环境领导力→高管感知→生态创新行为”的心理决策框架,以更好地解释高管的环境领导力对于不同战略姿态的生态创新（被动式生态创新和主动式生态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不同路径。通过对248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环境领导力对主动式生态创新存在显著影响;而对被动式生态创新影响没有通过检验。高管的机会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主动式生态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威胁感知在环境领导力与被动式生态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高层管理者特质与产品创新的关系:基于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探讨了高层管理者特质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高层管理特质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高管的年龄和专业背景对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任期与受教育程度对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特质与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     

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与企业破坏性创新

高层管理者是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关键代理人,其外部变革认知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影响已经引起实践者和理论研究学者的关注,但是其中的作用机理尚未探究清楚。基于战略变革的认知过程理论,构建“高管外部变革认知—能力重构—破坏性创新”分析框架,实证考察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对企业破坏性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引入关系嵌入性理论,探讨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基于563家制造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1）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机会,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从外部变革中感知的威胁对企业能力重构和破坏性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2）企业能力重构不仅正向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而且在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认知威胁影响企业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政治关联正向调节高管外部变革认知机会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关系,政治关联水平的提升会强化高管外部变革认知威胁与企业能力重构之间的倒U型关系。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管认知、行业管制与企业创新持续性

创新持续性对于企业构建动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何激励企业持续创新仍是学界迫切希望解答的关键问题。基于高阶理论和认知视角,创新性地将高管认知拓展为高管认知水平和高管认知独特性,并分别通过文本分析法和文本向量法进行捕捉,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高管认知的不同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持续性。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对技术创新的认知度越高,越可能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高管对技术创新的认知视角越独特,企业创新持续性显著更强,且二者具有互为增强的效果。同时,考察典型的中国特色因素—行业管制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行业管制水平较高时,高管认知水平和高管认知独特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促进效果显著更弱。研究结论进一步拓展了高阶理论以及高管创新认知的特征维度,深化了不同特征的认知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内容,并对认识中国情境下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持续性问题有现实启示。     

业绩下滑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战略决策情境机制的再检验

在业绩下滑情境中,企业的创新战略抉择更具挑战性,“穷则思变”或“雪上加霜”的内在逻辑有待检验。以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业绩下滑与创新投入的内在关系,并基于创新战略决策的情境框架深入考察行业业绩、公司治理与管理者品质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业绩下滑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验证了企业业绩下滑的风险寻求与创新战略变革假说;在企业绩效低于行业绩效、高管股权激励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情境下,业绩下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论拓展了传统研究中业绩下滑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单一效应研究,丰富了业绩下滑企业创新活动的情境与决策过程的边界机制,为我国企业优化创新决策过程提供了参考。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常常借助政治关联而非技术创新来开拓市场。在制度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以2009-2016期间在深圳、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境外上市、中央强力反腐败斗争和行业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本文结果显示：（1）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相比境外上市企业，境内上市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当企业所在的行业管理决断权较高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4）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制度基础观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具备重要的实践意义。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法律环境的抑制效应

本文采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对管理者权力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R&D投入金额的经验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和多项稳健测试。其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管理者权力对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本文进一步在理论上探究了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律环境能够产生的抑制效应，同时引入交互项和分组检验的方法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均一致地表明法律环境的优良程度对管理者权力所产生的研发投入驱动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抑制影响。     

制度环境、动态能力与高管认知影响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效应

本文以16家中小企业为样本,从制度-能力-认知3个层面出发,采用fsQCA方法对制度环境、动态能力和高管支持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的多重并发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机会识别能力是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缺乏高管认知是阻碍朴素式创新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驱动朴素式创新的路径有3条,包括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机会识别能力的组态,高机会识别能力、高整合重构能力、高组织柔性和高管认知的组态,高组织合法性、高机会识别能力、高组织柔性与高管认知的组态。各路径中的要素在解释朴素式创新时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第三,抑制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包括2条,即当高管认知缺失时,只要动态能力缺失或者制度环境缺失,便会制约朴素式创新。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自主创新投资

基于代理理论和创新理论,探讨股权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资的影响。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控制权性质企业,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高,股权薪酬越低,较低的股权薪酬诱导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低,股权薪酬越高,较高的股权薪酬强化了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的权力。（2）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诱导管理者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而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激励管理者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在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股权薪酬对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均具有“N型”影响关系。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裁军活动,军人管理者已成为中国商界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烙印和高阶理论,以2008-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管理者早期从军经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通过面板模型回归,研究发现：第一,有从军经历管理者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第二,管理者从军经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创始人从军经历管理者企业、无政治关联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竞争程度行业中更加显著;第三,管理者风险承担性在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管理者从军经历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还能够提高企业的专利技术申请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领域的相关研究,打开了从军经历管理者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黑箱”,对上市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任用管理者提供了指导意义。     

公司治理中的经理自主权研究综述

分别从经理主义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经理感知理论与企业契约理论四种理论视角回顾了公司治理中的经理自主权研究历程,综述了研究文献中经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阐述了研究文献中经理自主权对经理报酬、公司绩效、多元化战略变革等组织现象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理。最后展望了我国经理自主权研究的前景,并指出经理自主权效应研究对我国国企改革的实际借鉴意义。     

基于经理自主权的报酬业绩敏感性模型构建与分析

从内部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在传统模型基础上,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公司治理有效性的经理自主权,构建了基于经理自主权的报酬业绩敏感性模型,并据此分析出经理自主权能够负向操纵其报酬业绩敏感性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融资依赖、IPO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资

   以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前后3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IPO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和不同融资依赖企业IPO创新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表明：IPO后企业创新投资显著下降,且外部融资依赖企业IPO后创新投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内部融资依赖企业,因为外部融资依赖企业风险投资参与比例和持股比例较高,IPO后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负影响显著,体现了IPO后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在市场短期盈利压力的“短视”行为。这为科创板市场弱化短期盈利的监管以强化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管理者特征、R&D投入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6年年底上市满三年的沪深A股科技型企业为对象,从年龄、教育、任期与职称四个维度,分析管理者特征、R&D投入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R&D投入在其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认为：（1）管理者人力资本特征中的教育程度、职称、任期以及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显著;（2）管理者的教育程度、任期、职称、与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R&D投入之间影响显著;（3）企业R&D投入是企业管理者人力资本与公司绩效间的中介变量,管理者的任期、教育程度、职称、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通过R&D投入传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