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科举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简略介绍近年来日本,韩国和美国研究科举的主要著作,便可“科举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学研究已有成果的“科举学”理论的关系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系。提出“科举学”决不仅是将已存在的大量科举研究进行叠加和组合,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内容广博且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专学体系,力求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探寻科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诸环节的考察

教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教学实践,这是一个无须多加论证人们就能明了的问题;然而,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脱节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近些年来,教学理论工作者都十分注意从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将教学经验上升到教学理论的高度,不再满足于“书斋”式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研究。这说明,我们的教学理论工作者已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现实感。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节的这一问题,就会感到仅仅局限于从教学实践到教学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的问题。     

政治课要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教学

提高政治课的教学质量,必须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教学。学习基本概念是掌握基本原理的前提,而掌握基本原理则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钥匙。下面,谈谈我在这一工作中的几点粗浅认识和体会。 我们要坚持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知识出发,从具体到抽象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一定要讲得看得见,听得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深入浅出,容易领会,防止“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空洞说教。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本文试图以“天人合一”为例证，旨在阐述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必须作一种全方位的审察。既可以采用文化之维，以见出其精神意蕴，也可以运用逻辑演绎。以寻绎其基本模式；既可以采用我注六经，以见出历史本真。又可以使用六经注我。以领悟其现代的启示。通过这种多种角度的整合与建构，我们可以透视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风貌。这样对于当前呼声日隆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无疑具有一种参照价值。     

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

９０年代的学术史风景与“８０年代的教训”紧密相关。８０年代把“哲学史”的研究分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旨在抑“经”的历史客体性,扬“我”的现实主体性。“六经注我”是“后红卫兵现象”,必须对其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进行清算。这一阶段学术史成为问题一方面取决于学术的重负、学科的分细、趋向于宏观与微观两端,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封闭到开放,面对着全球“现代—后现代性”文化语境,长期承受高压的“主体性”一下子膨胀起来。９０年代学术史面对着“整理国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读“经”救国、尊孔济世等新历史语境。这里有两个关系误区：一是学科对象（“本文”）与“学术史”的关系,两者都成为“史”,但后者对前者是历史中的“我”与“经”的关系;二是当前的“我”与前二者的关系即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学术史研究存在着“研究之研究”与“研究本身”的不可颠倒的“本”、“末”关系,对海德格尔的文献研究是为了本文的解读,而本文解读仍不是取终目的     

《易经》探原——剥去神秘外形,还它本来面目

《易经》一书,在儒家传统经典中要算是最早的一部。惟其早,也是最难读懂的一部。以此,自古以来传《易》、注《易》、解《易》的人和著作不知有几多,而且有的甚至成了《易经》的附加部分,“十翼”便是人们公认的一种。对于这众多的解《易》之作,不论他们如何博引旁征,古奥难懂,玄而又玄,但大体不外“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按注者、解者自己的理解、体会去演绎发挥,虽然其中不无真知灼见,有可供参考之处,但真正按照《易经》本来面目去解《易》,令人满意     

王蒙新作《老子的帮助》出版

著名作家王蒙日前出版了新作《老子的帮助》。这是一本典型的“我注六经”式著作，其鲜明的特点与引人之处在于作者以其人生体验对老子其人及《道德经》作出了个性化的解读。王蒙在与媒体见面时说，不要以为我跟老子是多么的接近。其实，我是敏感的，易喜易怒易悲的，后来发现当我为一件事焦躁不安时，读读老子就好了。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乾嘉汉字的治学宗旨是由字，音韵，训诂，考据人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名的学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字，音韵，训诂，考证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学说，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成为为数不多的既讲考据，又有思想的汉学家之一。但是，探寻戴震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可以看到，其起点是“我注六经”，终点却是“六经注我”。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一方面反映出戴学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观照出汉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传统诗学研究的新开拓——评刘士林《中国诗哲论》

考察和描述中国传统诗学,探求其基本规律的研究方法历来有两种:一是“六经注我”,一是“我注六经”。前者是以历史来验证“我”的理论框架,后者则是运用“我”的理论作参照,去透视和审察古代诗学家的思想风貌和情感世界。《中国诗哲伦》一书(刘士林著,济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无疑更倾向于后者。作者以独特的文化、历史、哲学三者兼容的把握方式,在宏观角度上,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与统一的文化形态相应,必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而古典文化的精神方式就是古典诗学。诚如作者所说“诗学研究仍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作者区别于过去的一般从生产方式角度进行的唯物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从个人的思想、感情、体验和精神结构——即从诗学本体论的角度,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     

《论语》中的"兴"

“兴”的术语解说经历了错综复杂过程，它直接导致了对于《论语》中“诗，可以兴”的错误判断。“诗，可以兴”无涉于艺术或美学问题，而仅仅指特定场合下对于诗句的引用。今天的美学家诠释兴、观、群、怨、不过是以“六经注我”的方法来表达某种善良的愿望，并不出于对《论语》及其“兴”这一语词的准确理解。     

朱熹《论语集注》中“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朱熹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学习与诠释《论语》,后与他诠释的《大学》《中庸》《孟子》汇为一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名刊行。四种书中,朱熹对《论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共撰成有关《论语》著作四种,今传世者三种,以《论语集注》影响最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采取了明显的“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的举例分析,说明朱熹“六经注我”的特点,并指出这种诠释方法对当下教育的指导意义。     

巧妙运用“时代性材料”提高数学课堂有效性

据笔者发现，很多教师引入“时代性”的材料时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只关注材料本身的精彩与生动，而未从学生的实际与教学的需要出发，让人感觉牵强。于是，这现象引发了我很多关于“时代性材料”引入之有效性的思考：①“时代性材料”本身应具有一定的数学价值；②“时代性材料”的引入应凸显数学化的过程；③“时代性材料”的引入需要在创新上做文章；④做新“时代性材料”引入的先行者。     

勇于创新 勇于开拓——谈何其芳同志的文艺论评

以诗歌和散文蜚声文坛的何其芳同志,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就“改行”从事于文艺批评,一直到1977年去世。在这三十五年间,他虽然也间或写些诗歌和散文,但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艺批评上,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认为何其芳在文艺论评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爪牙们骂他是“一贯压制左派的文坛恶霸”,这个恶谥当时曾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却从另一面说明了何其芳文艺论评的科学价值和所向披靡的战斗威力。何其芳的文艺论评同他的诗作散文一样,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它那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风格。这种创造精神在过去是宝贵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更值得珍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难以冲破禁区发挥独创精神的,而窒息马克思主义、窒息生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文学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却横行无忌。人们要想在艰难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就必须同文学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进行坚决而巧妙的斗争,就必须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何其芳是文学界的一名勇士,他就是这样做的。他曾谦虚地说:“我的理论基础本来就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基础更不过硬。现买现卖……。”事     

正确认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个特定概念的特定内涵

“素质教育”的特定内涵在于“素质”内涵的特定性：在内容上指适应时代要求的、有利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必须具备的各种内在要素的总和；在特征上具有基础性、层次性、可塑性、持续性、时代性、民族性和战略性。“应试教育”的弊端不在于“应试”，更不在于“试”本身，而在于特定的“应式教育”模式。从这层意义上讲，“素质教育”的正确性，正是在于坚持对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人才的教育模式的追求与探索。     

怎样选择家庭教育研究课题

一、家庭教育研究的四个阶段与家庭教育研究课题选择的重要性所谓家庭教育的研究课题 ,实际上是指家庭教育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家庭教育研究作为一种过程 ,与教育科学研究和其它任何科学研究过程一样 ,都需要经历“提出问题”“制订计划”“实施研究”和“总结整理”四个阶段。１ “提出问题”阶段 ,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所要从事的家庭教育研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２ “制订计划”阶段 ,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考虑需要采用哪些研究方法和经过怎样的研究步骤。３ “实施研究”阶段 ,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研究计划的要求去收集资料 ,为获得…     

三语教育改革实验研究课题的理论构思与实践框架

“三教整改”是民族地区自主创新教育及“双语”、“三语”教育的两种客观需要和研究趋势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整体构建学生健全人格和全面素质，培养他们自主、创新、三语和实践能力的民族教育改革模式，是一项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政策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研究课题。     

“六经皆史”究原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厚经薄史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重大创举。但是这种说法究竟能否成立？在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最根本“点就在于它们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即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章氏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夏商周三代的“政典”都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同时以六经分别来说，则“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     

微型课题研究，筑出教师幸福人生

教师做行动研究者,使教育由“圣殿”回归“田野”。其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关怀着教师的生命幸福,使教师从“应对型”工作者（教书匠）,教育实践的“行者”,升格为教育思考者,成为为自己而活着的人（因为“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