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友》画报看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生活变化

《良友》画报,作为近代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不仅是上海现代生活的倡导者和都市图象的构建者,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生活的记录和呈现者。通过对《良友》画报关于女性问题的广告和内容研究,阐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上海女性生活的变化。     

民国《良友》画报封面与女性身体空间的现代性建构

封面是报刊的解释透镜.<良友>画报封面刊登女性身体图像,建构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摩登与时尚,现代性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出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女性身体空间建构及媒介与社会想像性营建关系的思考.     

论租界文化语境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

在动荡的历史洪流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作为租界文化的代言人,具有租界文化所带来的重要特质,租界文化对上海各个领域的重大影响,导致了上海在历史的动荡中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良友》画报作为当时重要刊物,在租界文化的侵染下,使报刊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租界文化元素。本文从租界文化这一角度出发,阐释《良友》画报所凸现的租界文化的特性,即中西合璧、今昔交融的杂糅社会和市民化的商业社会,同时试图阐发《良友》对租界文化作出的反思。     

时代女性的叙事与性别——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叙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女性称谓首先是由男性定义、命名和阐释的,他们利用女性的特质来宣泄个人和群体的自我苦闷、创造自我形象;她们以自己的真挚的生命感受所创造的大革命时代的新女性——时代女性,既是对男性大师所创造的时代女性的呼应、补充、扩写,又是潜在的改写、解构、颠覆。     

《良友》画报女性研究

作为当时最流行的时尚杂志,《良友》画报是以女性图像尤其是封面女性图像作为主要方式来传达“摩登”的理念,引领大众生活和都市现代化的。当然,这些女性不仅是“摩登”的代言人,更凸显了上海地域性的女子风情。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良友》画报还延续了晚清名妓小报所建立的叙事传统。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这些“摩登”女性形象体现了社会的变革,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自杀现象解读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自杀现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女性自杀问题尤为突出。从《申报》所载的相关情况来看,上海女性自杀现象呈现以下特点:自杀人数女性多于男性;以年轻女性为主;外地多过本地;以服毒为常见方式。究其原因,家庭及婚恋矛盾成为激发女性自杀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良友》画报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资料的出版,学界逐渐认识到《良友》画报的价值,继而加强了对《良友》画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新闻传媒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新闻传媒方面主要研究了《良友》的办报思想、编辑策略、品牌推广以及广告宣传。社会生活方面分析了《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再现了当时的民众生活,强调了其在都市生活构建和现代性中的作用。文化艺术方面则对《良友》的美术传播和文化价值进行了探讨。当然,其中也存在不足与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者素质等方面。     

摩登女性：《良友》画报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摩登女性历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作为民国时期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画报以上海为背景,为女性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既是服饰、发型、身体等外在形象的展示,更有其生活方式的展示,塑造了一系列摩登女性的形象,引领时代风尚。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隐喻叙事

隐喻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一种重要的修辞方式,它对于备受压抑和禁锢从未获得历史命名的女性经验来说,无疑是最为隐秘的反抗利器和最为有效的表达手段.它从不同角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实"的女性成长原生风貌,并指向了女性成长的真实内涵.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主要存在着四种隐喻类型:"双我"幻象折射后的镜子隐喻、启示性与叛逆性合一的"神秘女性"隐喻、意蕴丰盈而张力充沛的两极对立隐喻以及以"彻悟"为核心的女性成长蜕变隐喻.     

社会经济变迁下的女性——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化为背景

民国时期的工业化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生产逐渐没落,工厂的设立吸引着乡村女性进入大机器工业中。这种社会变迁改变了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同时,女性在大机器工业化下的生存,亦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     

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影像生存”

近几年,女性艺术家和影像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圈中的表现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回顾、搜寻女性主义艺术的发展轨迹以及女性艺术家与影像艺术创作相结合的进程,试图通过对国内部分女性艺术家的影像创作分析,让读者看到她们如何在影像世界中展现自己对于当下人文生存环境的观察与思考的。     

20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体系的演变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初期上海城市娱乐体系的类别构成,以及娱乐设施数量、体量和质量结构的演变趋势,揭示了上海城市娱乐发展的现代性特征,并阐述了30年代城市娱乐走向鼎盛时期的重要表征。而高度繁荣的城市娱乐生活对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根源

将“文革”主流文学置放于世界文明和现代性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予以审视,我们发现,“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之“宏大叙事”的诉求,“革命”的“新型主体”的建构,“合理性”之“价值理性”的膨胀,所有这一切,都给“文革”主流文学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烙印,标示着“文革”主流文学有其深刻的现代性根源。     

"文革"主流文学的现代性根源

将“文革“主流文学置放于世界文明和现代性发展的宏观背景中予以审视,我们发现,“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之“宏大叙事“的诉求,“革命“的“新型主体“的建构,“合理性“之“价值理性“的膨胀,所有这一切,都给“文革“主流文学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烙印,标示着“文革“主流文学有其深刻的现代性根源.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期,“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讨论在报刊流行一时。主张妇女回家的多为男性,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多为女性。回顾此次论争,考察论争发生的背景及两性观点的歧异,促使人们对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思考。     

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韩小说中的人力车夫形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韩小说中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作品《薄奠》《骆驼祥子》和《走运的一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力车夫形象。这些人力车夫虽身处中韩两个不同的国家,但由于两国类似的社会状况,他们身上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旧制度的压迫下,经济贫困,生活艰难,爱情悲惨,家庭破碎。他们没有向命运屈服,满怀希望积极创造美好的未来,却最终难免心死、人亡的悲惨结局。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平民住所问题初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市住房问题十分突出。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成立筹建委员会,修建了多种平民住所,并在管理与整顿方面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住房问题。虽然由于历史和阶级性的局限,当时政府的作为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对今天廉租房的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