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特征

自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加速扩大,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增长到2011年的26.9%,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跃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后大众化"阶段。本文从大学的三大职能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高校科学定位;完善高校科研制度;发挥高校自身优势,提高高校社会服务水平的发展对策。     

高层次创新人才教育成长特征研究——基于我国25位院士学术传记的内容分析

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对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成长有其复杂性与特殊性,其根本上是个体品质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教育成长经历在高层次创新人才养成中具有更突出的作用。本研究以25位院士学术成长传记为样本,综合采用集体传记法和内容分析法,通过对院士教育成长历程的系统性分析,总结其基本特征,并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教育成长提出建议。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规律研究

对于正处于＂后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转型之间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而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对大众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政策及要素分析视角下21世纪中美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征比较

从政策特征及要素分析的视角,对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厘清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定位和路向。从宏观政策层面看,两国高等教育政策均具有“国家本位”特征。从差异性上看,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体现出政府主导、循序渐进和一以贯之等特征,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则表征出政党主导、分权管辖和变动不居等;在管理体制层面,中国的“两纵三横”式和美国的“多元参与”式具有各自的内在优势与不足;在学生、教师、课程的国际化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虽有明显差距,但中国在留学生规模和质量、教师科研成果、课程开发等方面的势头正旺。在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政策价值取向、管理体制效能、发展模式创新以及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转变将进一步激发其发展潜力。     

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特征

1952年制定并实施的"免费加人民助学金"制度,构成了建国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变迁的制度原点.此后,高校学费制度经过了"政府买单"期、"改革酝酿"期、学费标准"双轨制"和"并轨"时期以及目前的相关利益主体"均衡博弈"时期,走过了一条由"免费加人民助学金"到教育成本分担的制度变迁之路.高校学费制度变迁同时呈现出了以增量创新为先导逐步演进至存量调整,渐进式改革伴有反复,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间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权利与契约的重新划分与安排的特征.     

后疫情时代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要继续"走出去"——基于对院士留学经历的分析

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留学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研究以本科毕业于1972年以后的两院院士为研究样本,使用简历分析法和传记研究法分析其成长中的留学经历.研究发现,大多数院士都有出国留学经历,且相关经历促进了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拔尖创新人才在科研素养的养成和个人成长等方面的极大发展,对其在国内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其成长的关键转折点.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要进一步坚持统筹谋划,突出工作重点,不断提升留学工作水平,将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大规模地投入"国际化进程",培养出我国发展所需要的各类拔尖创新人才,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强国战略,具体做到:基于历史经验,逐渐推动留学目的国分散化;促进和深化高校课程和教学改革,实现外语教学多元化;扩大留学人员规模,提高资助力度并促进资助来源多元化.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实践路径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为此必须明确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建设路径。经过哲学思辨发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必须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追求,从而具有目标明确、规范明晰、主体自觉、社会参与、过程规范、结果可测等系列特征,而激发教师创造性则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为此,需要完善高校治理体系以激发教师的创造性。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完善教师参与治理制度、学生评教制度、教学改革促进制度、产教融合机制和教师评价制度等机制建设,进一步夯实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铺平道路。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政策的特征与展望——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间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在跌宕起伏中取得飞跃式发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构建以政策工具类型为横向维度、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层次为纵向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计量的方法分析50年来的76份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政策工具分布结构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浅中合作层次,且在中日政治关系变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未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应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发挥协同效应;增强系统变革性政策工具,创新交流合作模式;运用权威性政策工具,明确交流合作法律保障;拓展激励性政策工具,激发交流合作内驱力。     

高校如何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从年轻院士当年的高等教育经历谈起

通过对67名年轻院士当年的高等教育经历分析得出,各类高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更为突出.但我国高等院校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为了使高校真正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需要我们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积极实行国际化战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努力营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培养什么人“与“怎样培养人”：“外行”的思考：“创新”从何处来——张泽院士谈课程改革与创新人才的成长

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而“纲要”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换言之,就是教育应该如何改革才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改变,从直接向社会提供人才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转为高等教育提供“准人才”的教育,这就导致社会大众在讨论人才培养时,常常聚焦于高等教育,忽略了基础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奠基作用,而这一倾向无疑是需要改变的。     

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革的功能导向与风险因应

伴随着高等学校任务体系的持续扩张,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革的功能导向不断强化。在大陆法系国家,高等学校通常具有基本权主体、国家机构或公法设施以及民事主体或公法意义上的法人等“多重”且“交叠”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高等学校作为“混合型机构”的特征日益凸显。经由普通法与成文法的持续发展,形塑出高等学校作为自治机构、公共当局、非营利性机构以及贸易实体或法人等不同类型且富有“张力”的法律地位。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革中功能导向的强化,既为高等教育治理中多元利益的整合提供了可能,也客观上导致高等学校作为学术机构本质的式微,并衍生出自治权限萎缩、利益冲突状况加剧、教师权利危机凸显等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如何调整学术子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构成大学法研究的前沿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