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通常将其归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认为随着商人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士大夫亦随之转变其贱商观念，并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积极地参与经商活动。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才导致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废除科举制：中国教育走过百年

100年前，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了。科举制的实行对中国社会曾经有着怎样的积极作用，又怎样桎梏了人才发展、国力兴盛?科举制和教育有着怎样的关联?科举制被废止后，中国教育这百年是怎样走过来的?今天．让我们通过梳理这些问题，来回顾中国教育发展之百年历程。     

废除科举制:中国教育走过百年

100年前,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了。科举制的实行对中国社会曾经有着怎样的积极作用,又怎样桎梏了人才发展、国力兴盛?科举制和教育有着怎样的关联?科举制被废止后,中国教育这百年是怎样走过来的?今天,让我们通过梳理这些问题,来回顾中国教育发展之百年历程。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以来实行的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至此宣告终结,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清政府废除科举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改革科举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制的废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明清小说与八股取士制

××同学: 来信谈到,在阅读明清小说时,常触及到科举制的问题,要求能了解科举制的有关情况。我拟结合《儒林外史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是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任用人才的一项政策,与士大夫的仕进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制经历了由萌芽、确立、成熟到衰落的过程。汉代有个察举制,可看作是科举制的萌芽。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后来逐步蜕变为维护门阀特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代废除九品中正制,设进士科,由朝廷用     

虚构的贫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经济身份认同

20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在叙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时,大多倾向于作出低估。这种现象与晚清以来科举制被取消的重大变化有直接关系,即由于知识分子无法继续通过科举制准确地定位自身,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重构自身经济身份的方法来确定自身在社会的位置。而这一切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话语的扭曲和随之而来的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述。     

论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对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科举制是“士”处于政治社会权力架构的中心地位制度化的保障。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促使皇权国家趋于解体,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并开始他们参与“革命”表达、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试论多尔衮的汉族士大夫政策

入关初期,多尔衮是清政权实际上的统治者,为稳定政局,他对汉族士大夫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他放手使用前明旧吏,使得清王朝迅速得到大批拥有丰富统治经验的老吏;开科取士为清廷政治机体补充大量新鲜血液;尊崇儒学以尽力消除或减弱汉族士大夫对新政权的敌视.总之,对汉族士大夫进行全面的拉拢,使他们能广泛地参与到新政权中来.在拉拢汉族士大夫的同时,多尔衮十分注意对他们的管理,通过对举荐人才的监督保证选拔官吏的质量,同时对官吏量才使用,力求各称其职,对现任官吏加强监管,实行定期考核,保证他们时时处处尽心尽力.在实行正面直接约束的同时加强监察,利用这种自帝王向下单线垂直的机制对官吏进行监视和监督.为了改变前明官场黑暗、贪污贿赂成风的恶习,清廷严格惩贪,对于私门请托、贪污贿赂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这种趋利避害的灵活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既加强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又净化了官场空气;既发挥了前明老吏统治经验丰富的优势,又有效地防止了他们把前朝官场恶习带入新朝,有力地促进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成.     

科举社会学:对象、体系与价值

科举制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占居中心地位,它与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层次的互动。科举社会学是以"科举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它着重探讨科举制的社会建构过程、科举制内部的社会系统、科举制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机制,其研究价值在于其对科举学学科的价值和对现代考试改革的价值。     

个性与共性之间:个案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士人——读《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

儒家士人或曰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阶层.说其重要,是基于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对社会的整合、发展乃至变动都有着广泛影响.     

宋代官员“经商蠹国”现象探析

宋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主要有三个原因：社会的奢靡风气和俸禄不足令他们对财富汲汲以求;商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不再以经商为耻;政府相对宽松的约束机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纵容作用。宋代官员在经商过程中,普遍借助了由其官员身份而衍生出的四种职权优势：公务往来之机、区域掌权优势、公家各种资源、政府专卖物资。这种不良的商业行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的积贫积弱乃至惨淡而亡。宋代官员经商现象的得与失,可谓后世的前车之鉴。     

甲午战前士大夫的“革新”意识探析

在晚清士大夫的对外观念中,经济、政治、文化是三个最受关注与重视的方面,他们由于受到日本等外来影响,在这三个方面都显现出一些看似偏离传统的言论倾向来。但事实上,他们既保守着传统的士大夫身份未曾改变,而在社会大变动局势下的文化心理及其种种事功也未能超出传统的藩篱。外患的加剧固然是加重了他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急切地寻求一条强国富民之路,但是士大夫精英们在此形势下的思想并未能超脱出历代王朝变革意识层面之外,他们的社会变革意识依然不过是传统的翻版,并未能做到与近代接轨,真正的近代式变革思想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方才出现。     

2005:中国的“科举年”

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科举制的终结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是主张恢复科举制,而是要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其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2005年标志着中国科举学的新纪元,科举学将成为一个长期的研究热点。     

宋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例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的士大夫.历史上,宋代士大夫们与佛教有深厚渊源,以致学术史将宋代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称为“居士佛教”.着重从宋代士大夫们的代表——宰相入手,分析他们与佛教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影响.     

教育视角下重新审视科举制度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一项历史意义重大深远的制度,其诞生之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教育视角重新审视科举制,批判其不合理之处,继承其优点,为今天的教育考试提供借鉴,是我们对待科举的正确态度。     

制度与思想互动视角下的汉末清议

汉末清议作为一场士大夫群体的集体行动,最适合用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理论进行解读。根据卡兰德曼斯的集体行动理论,汉末清议始于不满,但不满转化为抗议行动还需要信心和能力。这种信心和能力来自于士大夫群体松散的组织,3万余太学生的支持,门生、故吏、家族的支持。同时,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也获得了来自社会其他人员的支持,甚至对手的尊重。这导致他们对道义的更加坚守,对自己群体的积极认同。同时,参与人数众多也使他们获得了成功的信心,他们相信皇帝不敢与天下士大夫为敌。     

革新中的抚旧:晚清政府安置旧式文人之举措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近百万旧式文人的安置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为了稳定局面,安抚民心,清政府采取多种方式,为他们广筹就学、就业出路,取得较好效果。     

浅论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及影响

在晚清时期,随着亡国灭种危机与日俱增,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开始认识到传统的教育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弊端,并提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的构想,二十世纪初科举制最终被废除.科举制的终结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近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本身危机重重致使废除科举制势在必行.科举制废除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我国教育近代化和价值观的转变,但同时科举制度废除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

科举制是古代中国之抡才制度,而新式学堂体制则是近代育才制度,两者在性质及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清季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实行的学堂奖励出身制,将传统科举制之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之育才制度简单     

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

中国科举制是通过传教士传播到西方去的 ,利马窦和曾德昭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科举制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物 ,中国科举制是中华民族向西方人提供的足资社会进步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