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墨三家“内圣外王”之异同

先秦学者无不谈“内圣外王之道”。而对“内圣外王之道”阐发得最为详尽的要数儒、道、墨三家。“内圣外王”既是三家的人格理想，也是三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三者都是以远古圣王修已治人之道为原型的。共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使三家“内圣外王”学说有其相同相通之处。而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生存区域与对时代的不同感受，又使三家“内圣外王”学说存在着质的区别。三者之间的异同主要表现在“内圣外王”的原型、“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三个方面。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仁义道德的把握。用孟子的话说,是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用理学家的话说,是对天地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即存天理,灭人欲。"外王"指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     

也谈《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兼论郭象"独化论"在当时缺乏回应的原因

《庄子序》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也即为"王"的资格问题,而《庄子注》则强调的是万物的性分问题."内圣外王"所以与《庄子注》相矛盾,并不在于"内圣"的提法不正确,而在于它与《庄子注》的侧重点以及主体精神不一致."内圣外王"带有以道匡君,甚至以道自任的意思,而"各有性分"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各守其分、欲不出位.二者在思想上差别如此之大,说它们同出一人之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郭象的"独化论"所以在当时缺乏回应,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也谈《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兼论郭象“独化论”在当时缺乏回应的原因

《庄子序》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也即为“王”的资格问题,而《庄子注》则强调的是万物的性分问题。“内圣外王”所以与《庄子注》相矛盾,并不在于“内圣”的提法不正确,而在于它与《庄子注》的侧重点以及主体精神不一致。“内圣外王”带有以道匡君,甚至以道自任的意思,而“各有性分”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各守其分、欲不出位。二者在思想上差别如此之大,说它们同出一人之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郭象的“独化论”所以在当时缺乏回应,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儒学“内圣外王”到心性之学的转变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外王”看作是“内圣”的必然归宿，孟子虽亦承认内在是外在的前提条件，但他已经把“内圣”和“外王”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摆在均衡的地位；到了宋明理学，则明显地蜕变为“内圣之道”的心性之学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大学生人格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内圣外王是儒家最高人格理想，其中蕴含进取精神，给人以道德激励；蕴含务实精神，体现坚忍意志品质；蕴含自觉精神，体现主体责任担当；蕴含“治人”思想，体现远大政治理想。针对当代大学生存在的某些人格缺陷，高校可以运用内圣外王人格思想培养其“内圣”人格，用“大学之道”培养其至善的道德品质；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其勇于进取的意志品质；用“达己达人”的思想培养其合作意识；用“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培养其良好的综合素质。高校还可以运用内圣外王人格思想培养大学生的“外王”人格，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帮助大学生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撮要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蕴于内圣外王之道，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渊源于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前者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哲学伦理学很富有深义，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却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其原因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要求在政治思想上告别内圣外王之道，吸取一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与“华夷”观念的演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学者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为修己之道,“外王”即指经世之学。孔子见周道衰微,礼乐失坠,故据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就是一部针对时弊的经世之作。     

古代为官者的修己功夫

儒家道德理想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其中的“内圣”是以道德理性为前提，强调道德的自我力量，由“内圣”至“外王”，“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为官者的修己功夫不仅仅是一种性情上的陶冶，而且还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苏子杂谈(续)

东坡易学之“异”宋人解《易》,要在明“天道”与“心性”而已 ,言“道”以究宇宙之本体与始末 ,言“心性”以明体“道”之“工夫”,由“工夫”而及人生之真义。此即儒者所谓“内圣”之学。“圣”非“仙”非“佛”,系于入世之业 ,故“内圣”必与“外王”相结 ,方可实现人伦理想世界。“外王”之学要在经世致用 ,此亦宋人所留意者也。东坡易学大致循此轨迹。然陆放翁评为“奇特”,朱元晦作为“杂学”,曰“奇”曰“杂”,是谓坡易之与众不同也。兹举数端 ,以明其“异”。一、论“道”道者 ,乃自然之理 ,即关于宇宙本体、生成之学说。西哲论此 ,…     

王阳明心学理论最高点之“万物一体”思想

王阳明心学三大核心命题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清晰呈现于其“万物一体”思想中,是该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路;与此同时,王阳明终其一生践行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万物一体”思想的显化。“内圣”与该思想所追求的个人与宇宙相统一的精神境界相契合,“外王”则体现出在此精神境界指导下的入世实践,从而实现了从境界论向现世价值的转化。不论从心学理论构架还是从阳明现实人生实践来讲,“万物一体”思想如筋骨般贯穿王阳明的一生,是其理论体系的最高点。     

也谈横渠"四句"

该文以"内圣"释"为天地立心",以"外王"释"为生民立命".而"内圣外王"之学才堪称"往圣之绝学",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华丽血时代之内圣外王何以可能——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起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山涛与嵇康曾同做竹林游,为金兰之交,然后来,二人在政途分道扬镳,一人为司马氏所杀,一人为司马氏重用,《与山巨源绝交书》看起来似乎是二人友情的终结标志,也似乎是二人人生抉择高下不同的一个标志,然笔者认为,嵇康《绝交书》之本意非为与山涛绝交,二人也并未真正绝交。二人的人生选择虽然不同,但在恪守道统上,却是殊途同归,但二人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上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嵇康只有内圣,未成外王,而山涛则是在那样一个华丽血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儒家内圣外王的成功典范。     

圣人崇拜与中国政治哲学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圣人崇拜有助于社会教化。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模式和儒家政治伦理话语中，圣人崇拜却又很容易演化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实践。原因是：一，儒家的内圣之学缺乏外王事功的道德根据；二，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由圣而王，圣者为王，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又很容易转化为由王而圣，王者为圣；三，圣人崇拜不可避免地使批判儒学转化为帝皇儒学，从而使儒学成为帝皇专制之护符。     

论《淮南子》中的“内圣”与化民思想──兼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归属问题与庄万寿先生商榷

“内圣外工”是道儒两家共同含有的思想，《淮南子》正是以此来贯通道儒两家思想，以确立其政治主张的。本文从论证“内圣外王”思想的归属问题出发，对《淮南子》中“内圣”的形成──道家的“体道返性”说和儒家的人性修养说，及由“内圣”而达成的化民效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阐明该书中既有道儒两家思想融合的一面．又体现了两家思想的不同特色。     

也谈横渠“四句”

该文以“内圣”释“为天地立心”，以“外王”释“为生民立命”。而“内圣外王”之学才堪称“往圣之绝学”，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说儒

本宏观地考察儒学，认为原始六经是中国化学术之源，蕴含着极其广泛的学术发展趋向，原始儒家由于时代使命、儒的职业和地位等原因仅仅抓住了原始六经中的伦理方向，以氏族社会的巫史传统为背景，由外王而走向内圣，并不断内敛，发展成一种关注人身的心性之学，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为伦理的附庸而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现代新儒家远接宋明心性之学，企图返本开新，从内圣开外王，既不符合原始儒家精神，也不符合时代特征。儒学要发展，必须抓住现实背景走内圣外王互证之路，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荀子圣王思想浅议

“圣王”理念是荀学的重要理念。荀子认为,圣人高于士和君子,是有德者之极者、知礼行义而致好者。圣人虽也可以为圣臣、为圣君,但只有圣人才能够王天下而为圣王。所谓“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也者。”圣与王的结合,是最高社会道德人格与最高政治权力人格的理想之合。其作为完美至足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人格呈现,成为“天下极”。由苟子之“圣王”理念而得出“内圣外王”之命题在逻辑上是自然顺畅的。把握荀学的“圣王”理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与中国政治构建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对中国这个民族的性格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内圣"与"外王",如何实现它们与现行政治制度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立法者、公民与政制——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外王”之道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追求"内圣"之道的伦理学的延伸,是立法者通过立法并使之化民成俗的"外王"之道。无论是政制还是公民,作为城邦的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都非常强调德性的不可替代。亚里士多德对民主制的看法,是对雅典民主制的全面反思,因此,特别强调民主政制的德性在于贵族因素、法治和教化,以避免民主制堕落成利益驱动型的全民逐利的政治。作为伟大的立法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理想政制与现实政制并不矛盾,而是化理想的"自然"为现实政治中的"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