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背后的重农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梁武帝对礼制的改革最为全面透彻,影响最为深远。剖析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之原因和具体内容,对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农政策加以探究,诠释梁武帝的治国理念,揭示礼制与政策间“互为表里”的深层次关系。     

以文载道——杨恩玉著《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评介

《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意在追求“以文载道”的境界,还意在抒发探究历史、关注现实、追求治道的书生情怀。其学术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将心理史学的观点与方法应用到刘裕、萧衍等六朝帝王研究中;二是把历史与现实、研究与向往有机联系起来。然于复杂政治之体味,尚可进一步深入。     

“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梁武帝之笑

公元502年,大司马、梁王萧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禅让大戏,从14岁的齐和帝手中夺去皇位,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和之前篡位自立的曹魏、晋、宋、齐皇帝一样,依靠兵权夺取政权的梁武帝对身边的重臣也是一百个不放心,处处担心提防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其中就包括对自己的六弟临川王萧宏。说起这个萧宏,还是个美男子史称其"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因为出身好,是皇帝的弟弟,所     

梁武帝与文人及梁代前期文学之关系

南朝帝王与文人的关系,与汉代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的观念不同,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虽称不上很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以帝王之尊,引纳赏接文士,梁代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和他有过文学活动上的关系。梁武帝的爱好文学和驭下宽容,多少给当时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能够比较安心地创作,促进了梁代前期文学的繁荣。     

梁武帝与佛教

正梁武帝治国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兰陵萧氏世家子弟。为政之初,梁武帝很注意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勤于政务,标榜以儒术治国,"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他还重视学校教育,以经术取士。于门前设立谤木函、肺石函,诏求贤良,广开言路。普通二年(521年)春他颁布诏书:     

梁武帝与梁代诗坛

在梁代诗坛上,梁武帝萧衍贡献卓著,为后世文史论家称道。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表率,推动了梁代诗歌创作的兴盛。他还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学士,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他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诗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他已将诗才作为"取士"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些举措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对当时的文士聚会和诗文世家的创作也有正面的影响。他要求文士们讲究诗歌创作的声韵、用典等技巧及艺术形式,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

唐释道宣关于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的记载,当代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史、哲学史、佛教史论著几乎无例外地以之作为立论之依据,实则此事纯属子虚。因为,一、材料来源可疑。道宣以前诸子、史、集,无一字言及;梁憎佑编《弘明集》,未见梁武为此事所作诏、敕。二、道宣所述本身露出破绽。其云梁武下诏教“舍道”,邵陵王纶上启响应,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实则其时萧纶尚未出生,任某也不是中书舍人。三、梁武固然佞佛,但绝不排斥儒道。不可能斥儒道为“邪”为“伪”。道宣惯干作伪,其伪造此事乃与其排斥孔老的立场相关。     

梁武帝与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作为梁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影响深远。本文试分析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的内在联系,认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虽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腐朽士族政治必然衰败,最终被北方消灭这一历史必然的曲折反映。     

论梁武帝对前朝宗室的态度

鉴于古往今来的众多学者对梁武帝对前朝宗室的友善态度赞　不绝　口，本文爬梳具体史料，把梁武帝对不同层次的宗室人员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联系梁武帝　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细节，进行细致的分析、辨别、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梁武帝并不是心　胸开阔之人；他对部分宗室的友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手段和政治姿态，其根本目　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佛教渊源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对其评价也颇为纷歧。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受到印度阿育王崇佛行为的启示,是对阿育王事迹的模拟,这从两者布施行为的相似以及梁武帝对阿育王崇拜的推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梁武帝对阿育王崇佛事迹的追摹,为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上的梁武帝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简论梁武帝与梁初经学的发展

梁初经学的发展与粱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梁武帝极高的经学素养和帝王身份成为推动经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为发展经学粱武帝采取了发展官、私学教育,重视提拔儒士,由上而下带动习经之风等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梁初经学得以复兴并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学风开放,综汇多家;其次,治经方法上,由两汉训诂发展为义疏体,成为训诂学上的一大变迁;再次,礼学研究成绩突出。可以说,梁武帝对梁初经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

唐释道宣关于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的记载,当代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史、哲学史、佛教史论著几乎无例外地以之作为立论之依据,实则此事纯属子虚。因为,一、材料来源可疑。道宣以前诸于、史、集,无一字言及;梁僧佑编《弘明集》,未见梁武为此事所作诏、敕。二、道宣所述本身露出破绽。其云梁武下诏敕“舍道”,邵陵王纶上启响应,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实则其时萧纶尚未出生,任某也不是中书舍人。三、梁武固然佞佛,但绝不排斥儒道。不可能斥儒道为“邪”为“伪”。道宣惯于作伪,其伪造此事乃与其排斥孔老的立场相关。     

荀子“正名”学说之正名

虽然先秦各学派大都有对其他学派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的批判,但儒家学派的批判才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并且命之曰"正名",至荀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代表着先秦哲学中价值批判的最高水平。这首先表现在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中表现出极强的理性洞察力,其观点和论证具有相当自洽的系统性,传递出哲学理论思维的特有魅力;其次表现在荀子将"道"作为其"正名"学说的基础。但是,由于荀子并没有解决老子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先秦儒家价值论意义上的"道"之间的扞格不通,导致了他的正名学说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梁武帝音乐文化活动与梁代宫体诗

从宫体诗"名"与"实"变化的政治因素、梁武帝音乐文化政策、音乐活动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讨论梁武帝对宫体诗内容、风格以及创作风气的影响。认为梁武帝对吴歌、西曲音乐文化的爱好、鼓吹和积极主动参与音乐文化活动、大张旗鼓地推广,是梁代宫体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子“正名”思想探微

孔子"正名"说是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思想,也是一个聚讼纷纭、迄无定论的话题。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正名"说出现的具体语段和语境、《论语》本文的语义结构、其他文献所记孔子论"名"之语的互文关联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各种不同的解释均涵摄于"正名"论的语义范畴之中,乃其随机而定的取值。而"正名"思想本身的不同层次的衍生,正是孔子对传统文化因革承创的独特贡献所在。     

口头之“语”与书面之“文”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者,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是说“语”与“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对立而统一。多年来,我们对“语”与“文”不加区别,以为书面之“文”与口头之“语”完全一致,这是很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