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祁生平与治学活动寻绎

金末元初教育思想家刘祁在其一生的治学生涯中,凭借其勤奋的探索、虚心的请教、理性的概括、创新的思维,不仅获得了广博的知识,积淀了丰厚的学识,而且积累和总结了颇有价值的学习经验和方法,形成了彰显儒家特色的学习思想体系。他的生平与治学活动是其学习思想的形成过程,纷繁复杂的人生阅历,涉猎广泛的治学内容,积极能动的学习心态,为刘祁的学习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寻绎其生平与治学活动,有助于掌握其学习思想的精华与实质,也有助于激励莘莘学子发奋读书、报效社会。     

战国之“士”

战国时期，奴隶制趋于崩溃，封建制生产关系基本建立，兼并战争烽火连天。在这大混战、大动荡之中，思想文化则得以迅猛发展——人才辈出，真个是“百家争鸣”，学派林立。     

从“士”之自觉到“人”之觉醒

在中国古代化传统中,士自先秦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这导致了这一群对人世俗生活及个人情性的不甚关注,甚至是忽视。而至先春末,随着君权政治的日益加强,士之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复苏,开始把向来朝外（社会）的目光向内（个人）转,由此到汉代,特别是汉末发生了士阶层“人的觉醒”,士也因此真正地成熟和血肉丰满起来。     

论宋代“文章之士”的文道观

宋代的"文章之士"与其它士人群体一样热衷于对文道关系的探讨,但其探讨文道关系的重点集中在文的独立性与功用性,意在强调文存在的合理性。     

“士”与“仕”

士由于仕而成为真正的士,这是中国传统精神的核心,因为每一个古代士大夫的生命轨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因此,本文以为,官僚的外在样式要比道德的内在精神更是士之为士的原因。     

乾隆“盛世”中的狂怪之士

乾隆后期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其行为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因而被称为狂怪之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士人被称为狂怪之士的原因，指出这种士人群体的存在是盛世政治的独特产物，也是清朝社会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试析“君子”与“兼士”人格之异同

儒家倡导"君子"人格,主张通过内心修养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墨家追求"兼士"人格,主张实行"兼爱"原则以实际行动追求"兴利天下"的功利境界。从人生追求目标、素质涵养、处世原则、生活风格四个方面比较两种分属不同类型的人格,各具特色,存在不同又有相似之处。虽然它们自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因封建社会历史条件带来的狭隘性、局限性,但对于建构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之“忠义”文化品格辩

士是春秋战国兴起的特殊阶层。这一时期,一批忠义之士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其中有些因不得志或者没有时机而趋于平淡,大多流于无名。然而,这些士中却也不乏标榜史册者,他们以自己忠义之品格,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流芳百世。本文试分析这些士忠义品格的原因以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忠义体现。     

“X士”集释

“士”，《现代汉语词典》释为：①古代指未婚的男子：②古代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③士人；④军人；⑤某些国家军人的一级，在尉以下；⑥指某些技术人员；⑦对人的美称；⑧姓。古往今来，“X士”的队伍不断扩大，现集释如下，以飨读。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因爱而求“真与美”,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同时也对于把握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不无裨益。     

柳宗元与唐传奇

长期以来,韩、柳并称。韩、柳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以文体改革为表、以复兴儒学为里的运动,对唐传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柳宗元所支持的能体现韩愈个人兴趣而不属于古文理论之内的“以文为戏”之说虽对传奇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但韩愈的那些为戏文还不是传奇作品;柳宗元创作了一些叙事散文,也写了一些传奇文,对唐代逞才掉文的娱乐性的虚构叙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然影响并不如现在有些论者所肯定的那样大。     

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

“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其文体、主体、表达方式等方面异同的考察,可更好地探析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发展和演变的轨迹。     

论刘诜的平易文风

刘诜平易文风在元代庐陵作家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平易文风表现为对平和生活的向往、以平易的叙述代替情感直接的抒发、语言朴素行文纡徐三方面。他的文风和个人气质、文学主张及时代背景有关。他这种平易近欧的文风赢得了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盛世文派大家众口一词的推崇,这对于我们认识元代庐陵文风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陶渊明之隐——中国古代隐文化之典范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隐士,陶渊明之归隐既是"止泊之隐",又是"于世之隐"。其"止泊之隐"不仅是陶渊明寻找的精神的故乡与归宿,也是魏晋士人精神寻觅的目的地,成为魏晋玄学的主流;其"济苍生"之志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这使陶隐在众多隐文化现象中成为典型代表之一而垂范后世。     

论《庄子》中的隐士形象

《庄子》是隐逸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隐士思想具有深远影响。《庄子》中形象地描写了几类隐士,他们或是刚烈,或是柔和;或游离于理想中,或回归到现实中。每一种隐士类型都集中反映了庄子看待隐逸的态度,都是庄子隐逸观的集中体现。     

六朝隐逸诗的风行及流变

思想界的"儒、道、佛"融会,特别是"玄学"思想的影响是六朝隐逸诗流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动荡现实中,文人士子仕进无门,受道家"退避无为"的隐逸思想感染,逃避社会现实,隐遁山林,隐逸诗风行。隐逸有三种类型:"身隐"、"朝隐"(仕隐)、"心隐",这三类隐逸的境界和精神旨向各有不同。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林语堂与沈复

因俞平伯与林语堂的介绍，清人沈复与他的《浮生六记》才得以崭露头角，为世人所瞩目。尤其是林语堂对《浮生六记》情有独钟，不仅赞赏有加，而且还将它译成英，广为传布。林语堂受沈复笔下的芸娘影响最大，主要是她的贤德、风韵、乐而忘忧的人生观等方面。另外，独抒己见、善写生活琐屑、亲近自然、体察物性、笔调从容平淡，这也是林语堂与沈复的共同点。     

形上之美:"神韵"的内在解读

“神韵”这个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是一个涵盖形而上和艺术的整体概念。审美主体对形而上之“道”的观照和对艺术本身的掌握是“神韵”的关键问题。而“道”本身以及艺术性则属于“气韵”的范畴,这是本文力图辨清的问题。     

一样怀归两样情——王绩《野望》和王维《渭川田家》对读

通过王绩《野望》和王维《渭川田家》的对读,分析他们俩的两首诗歌所具有的异同点:主题相同、题材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用词相同或相似、写作手法相似;景色不同、诗人当时的感受不同、归隐的心情不同、作品的体裁不同,可以得出这么一些道理:诗人的情感与景物是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的;任何诗人都是承前启后,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古代文人都有儒道互补的情怀。     

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

《论语》《庄子》《史记》《后汉书》《晋书》《世说新语》等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了众多隐者形象,文章通过对这些古代典籍中隐者形象的梳理,归纳出拒官不仕型、佯狂型、归隐田园型、投身"无用"型四种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并对其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