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漕运与治河

北宋内河运输堪称兴旺发达，这与北宋政府重视河政不无关系。本文概述了北宋治理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曲折的历程及其宝贵经验，肯定了宋人治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清代运河衰落原因论析

京杭大运河曾经是中国唯一的运输大动脉。但其运道畅通的维持却一直是历经磨难,举步维艰。大运河自身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注定了其命运多舛;封建政府治河保漕的根本目的导致了对运河治理的失当;河政的腐败使运河走向衰败;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运河体系的崩溃。     

辛亥首任湘督焦达峰述评

焦达峰从小就有较明确的反封建意识;1904年入华兴会,次年东渡扶桑留学,入同盟会;1906年奉黄兴之命回湘策划参与萍浏醴起义失败,再度亡命日本;自组共进会,在会党中有较高的威望;1909年回国,即在两湖工作,为辛亥湖北首义、湖南首应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推为湘督后,日废秕政数十,不愧是个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明代天津筑城置卫若干问题考辨

部分明清方志中有黄福修建天津卫城的说法,后人颇受其影响.不过,据<明太宗实录>及黄福<黄忠宣公文集>中相关资料记载,至少可以说黄福直接修筑天津卫城的观点证据不足.关于天津卫城始建时间,史籍有永乐元年(1403年)、二年(1404年)、三年(1405年)等不同记载,目前学界并无定论.明代天津卫城督修官张思恭和主修官陈瑄在永乐初年的活动轨迹,以及<明太宗实录>有关天津称呼的变化表明,天津卫城正式兴建当在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营建进入高潮.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明代漕运与大运河惠济闸的变迁

明代惠济闸是大运河南粮北运的重要咽喉与枢纽。惠济闸原名新庄闸,又名天妃闸,嘉靖年间南移三里沟运口,万历年间移建至甘罗城东,称通济闸。惠济闸的变迁是因黄河夺淮从大清口改为小清口的形势所迫,也是潘季驯实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政策的结果。惠济闸开月河并建小闸口等,与永济河作为清江浦越河的功能缺失有关,也是福兴闸淤塞后“启一闭二”旧闸制废弃等所催生的结果。     

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任洞主考略

明代天启《白鹿书院志》将余干布衣大儒胡居仁列为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位洞主,实际上吉安庐陵人周孟中于成化二、三年之间应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之聘出任书院洞主,较胡居仁主洞要早,周孟中应为明代白鹿洞书院首任洞主。周孟中不见于诸白鹿洞书院志,与其出任洞主时书院刚刚恢复及任职时间不长和周的文集世所罕见等因素有关。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陈白沙与明代心学的独立

陈白沙心学的形成,标志着明代心学由附会朱学而发展到离朱入陆、独标其帜的新阶段,为王守仁心学的创立及风靡天下作了有力铺垫.陈白沙强调自我主宰、独立思考、学贵"自得",这对促进思想解放有一定作用.他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这在士风日下、官场腐败的时代,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从性气到性情——陈献章与明代主情文学思想

陈献章的哲学思想以“心”替代“理”(性),开始了宋明理学史由理学向心学的根本性转换。建基于此的文学思想则以重情为核心,开晚明性灵文学的先声。他的诗文理论和创作表现出自然率真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陈献章的文学思想整体上表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因而比较深刻地解释了诗歌理论及创作的重要问题。     

水利的兴修与清初的安定——论康熙治水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皇帝之一,在他任期,曾不遗余力地治理黄河,为民兴利。其诸项兴修水利的举措,从治河到治国的英明决策,不愧千古一帝之美称。     

明代地方学政的两次集中治理

徐永文在《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撰文考证了明代对地方学政的两次治理，指出正统元年（1436），明政府始设专门提督学政的官员，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则由按察司副使、佥事充任。提调学校官的设立，标志着明代督学制正式形成。但提学官设立以来，其不能尽职的现象一直存在。     

清代山东运河区域的闹漕案——以道光、咸丰年间的朝城县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山东运河流域朝城县闹漕案起因于灾荒不断、战乱频起、盗匪遍布,而且民众饱受地方官员的压榨与剥削。朝城县的漕案多以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方式暴力进行。     

惠潮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温廷敬

温廷敬（1869～1954），字丹铭，号止斋，早年笔名讷庵，晚年自号坚白老人。广东大埔县人。幼聪敏，五岁能诵《千家诗》、《千字文》，六岁入塾读书，九岁开始读五经，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青年时“喜诸子百家，群经全史，尤嗜经济家言”。温廷敬生当科举末流时代，命途多舛，多次科考，均不顺利。光绪三十年（1904）已获乡试第五名，却因托人购卷并代填履历，笔迹与考卷不符被取消。     

隋漕渠小议——兼论唐长安西市与渭水相通的渠道

隋代漕渠的开凿是大兴城人口增长的结果,渠首位于今咸阳钓鱼台,开凿主管官员有宇文恺等人.唐长安西市与渭水相通的渠道有多条,但这些渠道并无航运功能.     

明代市井社会的生动图画——试论陈铎的《滑稽余韵》

在明代散曲史上有一位不可忽略的大家——陈铎,他的散曲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滑稽余韵》,以描写明代广大的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反映了明代中下层市民生活的种种色色,为我们了解明代普通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