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文庙从祀制度考论

所谓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从而彰显国家对孔子、儒学的尊崇.依照与孔子关系的远近和对儒学发展贡献的大小,文庙从祀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礼制作为依据,又有后代统治者及士人阶层的大力推动.从本质上讲,从祀制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衍续,但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权的介入,使得这一制度本身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争斗与交融.     

官祀的滥觞与民祀的在场——明清佛山祖庙北帝诞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的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官方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而民间的"醮仪"则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祭祀北帝的平台和机会。官祀与民祀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社会整合。     

黄河之祀与河祠的变迁

河是早期黄河的简称,从河伯演变成河神,河神的信仰崇拜乃至以后的祭祀,被中国历代统治者作为礼制的一部分。秦汉定礼制,河祀为常制,国家祭祀河神的地点也选择在黄河东西岸边的临晋、河中府(蒲州府)。其后河神封号多与岳镇海渎拱卫社稷的作用有关。明清地方上出现一些河渎庙,当与黄河泛滥,人们祈佑河道安定有关。河祀与河祠反映了黄河在国家、地方礼制和保佑民众安全中的作用重大。     

《五臧山经》祀礼初探

《五臧山经》是古代巫师祭祀山神的祀典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祭山祀礼没有特定的时间,祭品简单且大体相同,祭祀仪式与程序简省,祀礼亦无明显的等级差别,它反映出了古时祭山祀礼的古朴特征。至今一些偏远地区仍然保留着这一风俗,这是远古民间祭祀的现代遗存。     

国家正祀与地方传统：明清时期鲁西驱蝗神信仰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鲁西地区蝗灾频发,因而八蜡、刘猛将军等驱蝗神信仰极为盛行。虽然八蜡和刘猛将军同属驱蝗神,但二者在信仰范围和传播程度上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明中后期以来,鲁西各地的八蜡神庙一再得以修葺,历久不衰。虽然刘猛将军在清代雍正年间被列入祀典,但由于其祭祀历史短暂,在民间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故其庙宇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少州县是八蜡庙、刘猛将军庙并立,或直接在八蜡庙中添设刘猛将军牌位。相较八蜡信仰,刘猛将军的官方色彩更为浓厚。通过对鲁西地区驱蝗神信仰的考察,可以看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围绕信仰而展开的互动与博弈。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巫觋与淫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尚巫之风非常盛行,由此出现了很多专业巫觋,他们多不从事其他职业,而以巫术为谋生手段。由于巫风昌盛,鬼神信仰泛滥成灾,民间供奉了许多不为封建国家礼典所认可的鬼神即“淫祀”。巫觋和淫祀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社会中,对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川主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

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使四川民间信仰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四川社会中,土著和移民所建立的祠庙、会馆不仅是作为信仰中心,还是四川社会的整合中心。祠庙、会馆最初崇祀的所谓“乡神”是土著和移民的精神寄托和集体象征,而后的附祀、改祀和兼祀表达的是对新“四川人”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域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川主信仰作为土著的本土信仰,在实现了土著社会的整体认同和群体整合之后,又在移民中获得了广泛认可并被附祀、兼祀或改祀,从而部分实现了土客交流与融合。但是,川主信仰还是因为其狭隘的乡土性和模糊性而最终被关羽等大神所取代,这是四川社会真正走向开放的开始和表征。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陈白沙从祀孔庙考

大儒陈白沙是从祀孔庙的岭南第一人和唯一人，陈白沙从祀孔庙的成功为其“真儒”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陈白沙被提议从祀到从祀成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除了各种学术上的解释以外，这个过程交织着各种学术的和政治力量的较量，使陈白沙从祀孔庙事件显得错综复杂。     

乾坤启圣吐龙泉:唐代兴庆宫的五龙神祭祀

唐代兴起的兴庆宫五龙神祭祀是五龙信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此,祭祀五龙神被纳入国家正祀之中。祭祀五龙神的祭仪主要以《周礼》中祭群小祀的标准制定,其祭仪和祝文内容反映出了以青龙神为主、其余四神龙为辅的五龙信仰。祀龙活动的开展也推动了唐代与"龙"相关的乐舞及诗歌创作。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以商汤信仰为例

商汤信仰是晋东南、豫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信仰。本文以商汤信仰为研究对象,结合地方志、碑刻等资料,对商汤信仰的起源与传播、"转正"之路以及国家与民众互动下的商汤信仰作了简要的论述。在商汤信仰的传承过程中,由于国家统治者与基层民众对商汤信仰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商汤信仰才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下不断发展。     

《鲁颂·駉》祀马之颂

《鲁颂·駉》主旨之说历来众说纷纭，在文献研究过程中，从先秦社会的马文化和《诗经》中马文化、颂体诗特征以及《駉》原文进行考证探究，认为《駉》应为一篇祀马之颂。《駉》全篇旨在通过对马状态、力量的描绘，赞颂马匹优美健壮，以及马本身散发出的浑厚勃发力量。结合马文化在先秦的重要地位，《駉》展现出对马的高度颂赞，表现了君主对马本身的崇敬，对马所蕴含的无限朝气力量的渴望，同时寻求神明对马的保护，对马能给国家带来胜利、希望、收获的祀佑，以及先民在“马”的感召下凝聚并迸发出对生和力量强烈渴求的状态。因此，《駉》应为一曲体现先民对马神的敬仰和求福庇佑心理的祀马之颂。     

西汉诸帝崇神尚巫及其影响

古代祀典,掌于春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邦都之赋,以待祭祀”。所以自春秋以降,代有淫祀,秦汉之际方士说兴,淫祀更不可究诘。迨至西汉诸帝崇神尚巫,信奉备至,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知识幼稚,民智初开,诸多自然、社会现象惶然无解。除有形的物质     

信仰·仪式·狂欢:广西西江流域迎神赛会习俗探析

迎神赛会是广西西江流域的传统习俗,其分布遍于广西境内西江各支流。其主神五花八门,有被官府奉为正祀、必须崇拜的关帝、城隍等,有被官府定为杂祀、允许崇拜的妈祖、观音等,有被官府斥为淫祀、不允许崇拜的金鸡娘娘、花林圣母、甘王、冯煦、曹官等,反映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在迎神赛会中,人们要举行巡游、演戏、抢花炮等各种活动,在娱神的同时达到了娱人的目的。     

齐云山道教的玄武信仰

齐云山的道教信仰主要是关于玄武的信仰.这一信仰形成于宋代,并与齐云山的地理位置、徽州的民间信仰以及朱熹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至明朝以朱为姓和明朝皇室尊崇道教,齐云山玄武信仰进入鼎盛时期.齐云山玄武信仰的主要内容有保命延寿、祈嗣生育和水旱祷祀等,而上应天象、仿造武当山、与皇室关系密切、融合佛道以及居士道教等是玄武信仰的主要特点.玄武的政治性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稷五祀与东夷农耕文化

社稷五祀与东夷农耕文化李立详细记述“社稷五祀”的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吏官蔡墨的一段话：“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姓氏，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日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氏有四叔，曰重，...     

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上海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民间信仰的神祇,不仅具有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亦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当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上海市郊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为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视角。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延续了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基于金泽镇的当代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间文化问题研究甚热,特别是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试图透视出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我们通过对明清时期北京祭祀碧霞元君的各顶和东岳庙及其二者关系的探讨,可知在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在信仰活动中民间社会究竟如何运作以及国家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这可为目前的讨论提供一个比较独特的事例,亦可作为以往对“边陲”和乡村进行的同类研究的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