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门词学相异之因

苏门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创作群体,它不同于其它文学流派,其内部成员不是简单地效仿苏轼,而是极具个性和创新精神。苏门在词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观念上都不完全相同,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中后期词坛创作和评论的繁荣局面。这种现象固然同时代思潮和苏轼的倡导不无关系,但也同他们高度自信、争强好胜、追求极致的性格和勇于创新的观念分不开,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李之仪的文学思想

李之仪是北宋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文学创作虽然难免带有苏门印记,但他在文学功用、作品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本文将以李之仪谈论文学创作的诗文为中心,对其文学思想进行详细研究和探讨。     

苏门词人群体与宋词地位的确立简

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代表的苏门词人,高擎“以诗为词”的改革大旗,对词体进行积极的革新和创造,使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品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最终发展到艺术的顶峰,以至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     

苏门词人群体与宋词地位的确立

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代表的苏门词人,高擎"以诗为词"的改革大旗,对词体进行积极的革新和创造,使词由音乐的附属品、文人游戏的"小道"、"末技"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品性的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最终发展到艺术的顶峰,以至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     

“一番情味有谁知”——从李之仪词的体制工法看其情感表达

李之仪是生活于北宋中后期的苏门文人,著有<姑溪词>一卷,<全宋词>录有其词94首.本文试从其词作的体制工法入手,考察用字(词)、用句、用韵和作法等情况,并由此来体味词中所表达的情感,最后得出李之仪词作中的情感呈多元化的表达这一结论.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辞赋研究综述

北宋是辞赋发展的重要阶段,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辞赋创作又是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对苏轼、苏辙和“四学士“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诗、文、词、文艺理论乃至书画等方面,对他们辞赋创作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则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恰当的评价。本文拟就苏轼、苏辙和“四学士“辞赋数量的统计、作品的研究、成就的评定等几个方面对历来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以推进此六人辞赋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对全面评价此六人的文学成就,探讨苏门的创作特征,更加深入地研究辞赋这一特殊文体,都应是不无裨益的。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辞赋研究综述

北宋是辞赋发展的重要阶段,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的辞赋创作又是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对苏轼、苏辙和"四学士"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诗、文、词、文艺理论乃至书画等方面,对他们辞赋创作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则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恰当的评价。本文拟就苏轼、苏辙和"四学士"辞赋数量的统计、作品的研究、成就的评定等几个方面对历来的研究状况略作回顾。以推进此六人辞赋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对全面评价此六人的文学成就,探讨苏门的创作特征,更加深入地研究辞赋这一特殊文体,都应是不无裨益的。     

试论刘挚对朔党学术理论的构建

朔党在北宋后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朔党重要人物大多出身台谏群体,并且他们在奏议中提出了各种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就成为了朔党学术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刘挚对朔党学术的理论构建贡献最大,其理论构建包括三个部分:对"异论相搅"的复杂态度、祖宗成法的遵循、元祐更化基调的奠定。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必须不断扩大政治合法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问题。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前提,以党的先进性来获取政治合法性。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三个代表"为内涵的先进性建设,为党的政治合法性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严厉打击腐败为党政治合法性奠定根本的基础。     

苏轼文人集团“以诗为画”对邓椿《画继》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邓椿《画继》作为北宋重要的艺术批评资料,其艺术观点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北宋前期审刑院制度述略

审刑院作为北宋前期最高的司法机构,是在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设立的,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复核地方上奏的疑狱和限制宰相的司法权。其院址及人员的配置自设立之后几经变化,最后在北宋中期推行的官制改革中被废除。     

苏舜钦与北宋“进奏院狱”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风波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在这次风波中被除名,其心理承受了巨大压力,进奏院狱本身也成为影响北宋文人心态发展的重要事件。苏舜钦以自我放逐来表达他的抗争,但这样的放逐并没有使他获得自赎。在迁谪生涯中,苏舜钦也表现出一定的忏悔和自省,反映了他特殊的心路历程。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所学为何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祐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对邢恕与北宋理学数事略述始末,冀补史志之阙云。     

庆历党议与苏舜钦诗风的嬗变

庆历党议,那个士气高昂的特定时代,造就了苏舜钦豪放不羁的人格,赋予了他诗歌“奔放豪健”的风格。庆历新政失败后,士气低沉,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转入了清峻幽冷。庆历党议是苏诗风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迄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北宋僧人仲殊词作初探

北宋僧人伸殊的词作既有清婉明丽的写景咏物,又有稍显婉媚的言情,充分体现出宋词雅俗并存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宋词的表现范围。无论是在题材还是风格上,仲殊的词作都突破了宋僧词的樊篱,对传统意义上的僧人文学作品有很大程度的超越,为宋词和僧人文学创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苏氏蜀学文艺思想的巴蜀文化特征

苏氏蜀学为宋学的重要学派、也是巴蜀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蜀学之成，始于三苏父子。就苏氏蜀学中的艺思想与巴蜀化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苏氏艺思想的形成与巴蜀化中的两汉先贤意识、杂学色彩、切人事重抒情、尚操守重节气、富异端色彩和反叛精神等关系至密，苏氏蜀学既孕育于巴蜀化之中，又为巴蜀化增添了无数光彩。     

论北宋东西方非商业性物资流通

北宋非商业性物资流通主要包括南北方和东西方非商业性物资流通,东西方非商业性物资流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北宋中期和中期以后。北宋东西方大规模的非商业性物资流通,主要在北方地区进行,多为双向流通。北宋当时政治、军事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东西方非商业性物资流通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财政性。     

唐宋咏物词探微

咏物词滥觞于晚唐,五代、北宋初年渐成风气。北宋中叶,苏轼对咏物词的境界作大力拓展。使其日渐盛行,且延续了有宋一代。咏物词艺术日臻完美,大体上有单纯赋物之词、比兴词、“有寄托”词、“无寄托”词四种境界之分。当中“无寄托”词是我国古典诗歌高超的抒情艺术的综合体现,达到了最高的美学境界。     

苏辙养生修道简论

道教在北宋出现复兴和发展的局面,内丹术在当时社会特别是在士大夫中比较流行。苏轼、苏辙兄弟均热衷于内丹修炼,尤其是苏辙,曾被苏轼誉为得道之人。苏辙自幼体弱多病,修习内丹的起因是为了祛病延年。苏辙养生修道活动有三个主要特点:一为以炼气为主;二为持之以恒、转益多师;三为佛道双修。苏辙练气强身成效显著,而佛道双修,空诸万物,察心观性,也使他在思想上日趋成熟和坚强,并为苏辙提供了抵抗政治打击,适应贬居生活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