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

从石经的刻工、校勘及功用看,蜀石经可谓儒家石经的绝响。蜀石经能在五代离乱之际产生,自有其原因可寻:蜀地重文兴教是其产生的远因,五代乱世推崇儒学特别是前后蜀君王兴学重教是其产生的近因,毋昭裔本人所具有的非常之才际遇孟昶的大力支持则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     

“蜀语”名义阐微

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话的代表.由于历代移民,尤其是明末清初"奉旨填川"的影响,现代四川方言与明代以前的蜀方言、中上古时期的蜀语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从文献出发,对前人所用的"蜀语"、"蜀方言"进行了梳理,提出"蜀语"有蜀人语言、蜀人俗语和方言学著作<蜀语>等含义;而<蜀语>一书又有唐李商隐在明李实之前."蜀方言"一词较为后起.     

浅析宋代蜀商

宋代蜀商的产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从他们的种类、活动、资本流向以及作用等方面可以看出,宋代蜀商促进了四川以及其它地区经济发展,加强了四川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宋王朝边防的巩固,在货币史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论韦皋镇蜀

蜀川在"安文之乱"后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唐室根本.韦皋通过"服南诏,抗吐幕"、发展交通、巩固经济等措施,励精图治,解除边患,稳定唐室在蜀川的统治,为蜀川在中唐后得以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前后蜀作家考略

卢延让、冯涓、张道古、欧阳彬、僧可朋、王仁裕是前后蜀时期的重要作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研究考证,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对于前后蜀文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北宋党争背景下苏门词人词学观的新变

在北宋新旧党争背景下苏门词人词学观发生了新变,主要体现在另树词风的自觉意识,诗词同源的词体观念,托兴自遣的词学功能观。新旧党争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一种外在因素。     

苏门及苏门词人的界定

苏门于元祐年间正式成立。宋人所谓的苏门只等同于“六君子”,至多只能再加上苏轼、苏辙。而在今人的认知中,苏门的范围与意义已从社交、学术、政治、文学这几个方向被扩大。正因如此,苏门到底应该有多少成员,再也无法确指。苏门词人作为苏门的附属概念,在模糊程度上更是如此。对苏门与苏门词人进行界定,最重要的是要求其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即王木照所谓的“政治上自立自断、学术思想上独立思考、文学艺术上自由创造”,这种内在精神使得苏门词人的作品自带一种隐约幽微的“生气”。     

诸葛亮治蜀质疑二则

诸葛亮在对李平和法正等人的违法事件处理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对刘焉父子统治蜀地时期的司法等问题评估不实。在经济上没有反映出诸葛亮把蜀国治理得好,他严法的目的是收税。由于他提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观念,使蜀地人民负荷超重,纵向看大大超过刘焉父子统治时期,横向看也超出了魏国和吴国。因此,诸葛亮治蜀不但没能使经济好转,反而加重蜀国人民的负担。     

诸葛亮治蜀质疑二则

诸葛亮在对李平和法正等人的违法事件处理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对刘焉父子统治蜀地时期的司法等问题评估不实。在经济上没有反映出诸葛亮把蜀国治理得好,他严法的目的是收税。由于他提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观念,使蜀地人民负荷超重,纵向看大大超过刘焉父子统治时期,横向看也超出了魏国和吴国。因此,诸葛亮治蜀不但没能使经济好转,反而加重蜀国人民的负担。     

试论《梁书》 《陈书》的文学性

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所撰的<梁书>、<陈书>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梁>、<陈>二书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姚氏父子以质朴散文写史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叙事简严,文笔洗炼;写人善写"独至".     

苏轼《杂书琴事》与文人琴的形成

分析和探讨苏轼《杂书琴事》中的琴学观点,揭示其中体现的琴学思想对后世文人琴思想形成和古琴音乐发展的重要影响。     

论执政党角色的确立

执政党角色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社会互动过程。执政党员是特殊的社会角色。执政党角色的确立必须解决好巩固社会基础与利益整合以及自身权力监督问题。     

社会心理影响下的东林党争

以东林党争这一群体运动为例考察社会心理如何对群体运动产生影响。东林党中的东林人士有着共同目标,相互依存,彼此认同,有较强凝聚力,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组织化群体。东林党争的形成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离不开社会心理的助推。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使得东林人士倾向于归属于群体即结党,并进而产生了党争。同时社会心理也使得党争被激化,它一方面通过社会助长和去个体化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林党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也通过使得党争各党对其个体影响越来越大而产生个体的从众表现和各党之间产生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东林党争中各党相互倾轧,使党争无法停止。     

政治合法性与党的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党的生命.加强党的建设,才有可能克服正在萌芽且有可能扩大的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注重党的建设,形成了以"三个代表"为主线,以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为内容,以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为方式的党建系统工程.     

从《汉书》看前汉帝王与《尚书》

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与汉朝统治者息息相关.在汉代尊儒思想逐渐壮大的影响下,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亦开始承继起周秦的发展传统,以《书》为教、引《书》为用的特征愈发明显.前汉诸帝引《书》用《书》,将《书》学思想融入其治政实践中,足见《尚书》在统治阶级心中的重要地位;而诸帝为《书》学发展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更是促进了前汉《尚书》学的迅速发展.条列前汉帝王与《尚书》之文献,可探帝王对前汉《尚书》学发展的影响及前汉《尚书》学发展状况.     

转折年代的中共基层政权建设——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建国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中政权建设尤为重要。通过土地改革与召开代表大会等举措，农村中原有的权力体系被逐步废除，中共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基层政权建设成绩显著，这从华北人民政府的运作中可见一斑。     

读陈蒲清《陶澍传》——兼谈陶澍传记研究及其发展与展望

陈蒲清的《陶澍传》是陶澍传记研究中出现的一部新作,它准确地评价了陶澍的历史地位,具有鲜明的特色。陶澍传记研究的奠基人是魏源。在沉静了一个半世纪之后,20世纪的最后20年,先后产生了《陶澍在江南》、《陶澍评传》、《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等著作。2010年《陶澍全集》的出版,为开展陶澍传记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荆州之争与吴蜀关系新探

三国时期所形成的吴蜀联盟在客观上是孙刘联合拒曹的军事、外交产物 ,联盟的缔结始于荆州之争 ,也随着不同割据势力对荆州政权的争夺而不断强化和弱化 ;由于孙吴政权在吴蜀联盟中占据外交的主动 ,因而从其主观上看来 ,吴蜀联盟更是孙吴“限江自保” ,乃至“总括九州 ,志成帝业”的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