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的心理动因初探

宦官专权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从政治体制的大框架下去研究和论述．已是众多论者述及颇多的。但是，却很少有人考虑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君主的心理特征、宦官的生理特征和变态心理以及官僚士大夫的心理状态等所带来的导致宦官专权的心理性因素。实际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但宦官专权的原动力却来自宦官自身特殊的生理机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心理变态。     

唐代宦官的文化素质与思维观念

唐代庞大的内诸司使系统与内侍省中的许多职事都需要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宦官充任，客观现实要求宦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宦官获得文化知识的途径主要是：一、以所谓“良胄”身份入宫的宦官和诸道进献的阉儿，在入宫前已受到良好的教育。二、部分宦官通过内廷教育机构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三、唐代教育比较普及，使得部分来自庶民家庭的阉儿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宦官的皇室家奴身份，对其行为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     

唐代的宦官养子

宦官是刑余之人 ,不能娶妻生子。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各个朝代都有宦官养子现象 ,但这种收养之风以唐代最为突出。唐代前期 ,朝廷规定宦官不能养子。但此项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到德宗之前 ,上层宦官几乎人人都有养子。鉴于这种情况 ,德宗于贞元七年 ( 791 )下了一道诏敕 ,规定宦官“内侍五品以上 ,许养一子 ,仍以同姓者 ,初养日不得过十岁”(《通志·职官略》)。这道诏书虽然对宦官养子作了种种限制 ,如收养者的资格、养子数量、收养范围、收养标准等 ,实际上等于肯定了宦官养子的合法性。故宦官养子之风更盛 ,数目上也大大超过“许养一子”…     

宦官娶妻之心理动因探析

宦官的婚姻是一种畸形婚配。学界对此虽有较多研究,但不够全面。从心理学角度对宦官娶妻现象进行了考察,可以发现宦官娶妻既有潜在的生理需求,又有对自卑心理的补偿和对积极情感的需求,宦官娶妻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明代宦官对监察权力的侵蚀

明代前期,因监察队伍自身的自律性很高,使得明初的监察效率颇高,保障了明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随着明代宦官逐渐走上明代的政治舞台,宦官不仅仅篡夺和侵蚀了内阁的权力,大理寺的司法权力,更使得明代整个的监察权力被侵夺.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宦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监察权力中的司法监察权、军事监军权等各种关系到国家命脉的监察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逐渐侵蚀了整个言官系统.最终,"宦官政治"这颗毒瘤渗入了监察制度的骨髓,也成为了导致明王朝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朝的三位宦官

明成祖以前,明朝的宦官没有权力。太祖‘鉴前代之失’,对宦官有很多限制,如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等。建文帝嗣位后,‘御内臣益严’。明朝宦官有权则开始在成祖时。这是由于‘靖难’之时,曾有很多宦官‘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对‘靖难’成功有很大帮助,因此成祖即位后,对宦官‘多所委任’。但宦官‘犯法辄置极典’。宦官有权,但不敢擅权。到英宗时,既有宦官‘势成积重’,擅权至‘跋扈不可制’。随着宦官权力的扩大,宦官对明朝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最著者当推王振、魏忠贤和郑和。     

宦官再三的打击与元稹一生的贬谪——再论“元稹勾结宦官”真相

元稹早年就痛恨宦官的跋扈，他用职权惩办违制的宦官，用诗歌讽刺宦官的横行，这种活动始终贯穿元稹的一生。他在宦官或者有宦官参与的再三再四的打击下，度过了长达二十年的贬谪生涯，占到其政治活动时间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是历来所谓“元稹勾结宦官”的真相。     

北朝宦官探论

北朝宦官有生杀予夺大权，并能大规模地封王得爵，干预朝政；依靠收授贿赂和朝廷赏赐，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历代宦官更显著的差异是，他们多妻室儿女。形成北朝宦官这些特征的根本原因在于，北朝统治集团是由鲜卑族贵族组成的，统治基础薄弱，又不敢重用汉族地主士人，要实施统治，只好依靠集家奴与部分汉族文化于一身的宦官阶层。     

明代宦官专权成因考略

明代的宦官专权乱政危害程度是古代历史少有的，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惨烈，即有中国古代史中其它朝代宦官专权的共性、一般性原因，也有明代自己独特的原因。本文将对明代宦官乱政专权的原因做深入的研究分析。     

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

明代宫廷中有为数众多的宦官来自于少数民族和外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代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密切交往。宦官政治的背景下，这部分宦官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颇引人瞩目。     

论唐代中后期宦官权力及其政治影响

宦官就其职责而言本与国政无涉。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为加强皇权,进而提升宦官权力。宦官在唐中后期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掌握政权,形成权倾一朝的局面,对唐代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论曹操反面形象的生成

曹操是一个历来被争议颇多的人。历史上,他为结束三国纷争,晋统天下做了不朽贡献;但他又毕竟"篡了汉",在成就功业的过程中,其权术的使用令许多人为之不爽,至口诛笔伐。因此,谈论曹操,褒者说其智,贬者说其奸,千百年来,论说难以盖棺定之。文章针对大众对曹操的一般看法,从一些对曹操耳熟能详的评论来展开,结合史书和文学作品,分析其对曹操反面形象的塑造。     

胡适《红楼梦》研究方法论反思

胡适之在红学史上的贡献,前人已多有论及,应该肯定。在全面梳理胡适红学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适之先生倡导的红学研究,史学重于文学,自传说问题重重;其得出后四十回一定是高鹗所续的结论,略显武断;在研究方法上,其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却难于确定文献的真伪,材料选取上,有＂六经注我＂的嫌疑。     

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

重视史书叙事,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优良传统。清代乾嘉考史学派的中坚人物王鸣盛,在其史学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衡评历代史书的叙事得失,阐述了他对史书叙事感染力的思考,品评了史书文字的繁简和叙事内容的详略之间的关系,还探讨了史书叙事中的用例、明晰和醒目的问题。这些评论,既呈现出王鸣盛个人关于历史叙事的见解和理论,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一次有意义的批判与总结。     

清代太监惩罚制度述论

满清入关前未设立太监制度,入关后顺治朝始设,康、雍、乾、嘉、道五朝不断完善之。他们不断地提高对太监的认识,加强对太监的管理,对犯法违规太监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惩罚制度及则例,其中某些惩罚措施在今天看来有其落后性和残酷性,不过总体上这些惩罚制度及则例连同其他的管理制度,起到了防范宦官乱政的预期效果,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得以有效运转。     

准确性和尖锐性同在 形象性和深刻性俱佳--屈超耘的杂文创作历程及其《寂寞庄杂记》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商洛杂文作家屈超耘在杂文创作理论上有所建树,其杂文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有所拓展,其主要艺术特色是语和意深,细微精警;说古论今,史质文衣;形象说理,姿态横生.     

老舍在《猫城记》中的“灰色”呼喊

老舍的寓幻体小说《猫城记》是其国民性批判的高峰。从老舍的人格心理和历史现场去探索该文本,可以感受到老舍本人弱者心态的积淀以及其清醒而深邃的思想穿透力。虽然过多的政论影响了文本的和谐．但“灰色”的呼喊直指历史和未来。     

《犹太人的改宗》的神话原型解读

菲利普·罗斯是近年来引起国内外评论家热烈议论的一位美国犹太作家。1959年,他因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而声名鹊起。《犹太人的改宗》便是其中一篇。历来对其评论多集中于作品的犹太性、作家的反叛等方面。而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这部作品,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作者反叛的背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怀。     

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人物鉴赏模式

钟惺《三国演义》评点针对性强,是非界限分明,并多是针对具体人物所发,他对照历史并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人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评点,当然,对于不同人物钟惺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根据他对人物的评价划分出了不同的鉴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