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察举制浅析

两汉时期．选拔或委任官吏以“尚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察举选官制度。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办法,主要是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在经过一定的考试后．授以相应官职。通过察举制度,两汉选出了很多贤良之才,对巩固两汉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两汉察举制进行了分析。     

察举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初探

人才是客观存在,无处不有,关键是如何发现人才,识别人材,重用人材．古语云：“千里马常在,伯乐不常在。”“千里马”要驰骋奔腾需要伯乐的识别。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可谓是更加生动形象的展现了“千里马”被识别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得是在秦汉到两晋南北朝这八百多年中所一直延续使用的察举制度。     

略论两汉察举制度与人才选拔

两汉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察举制度的创立为朝廷选拔和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对汉王朝的巩固和强盛,对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察举制度作为汉代选拔人才和官吏最主要、入仕数量最多的一种选任制度,其主流无疑是进步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失误和弊病.     

汉代察举制度略论

察举制是汉代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它萌生于汉初,确立于汉中叶,在两汉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西汉晚期之后,随着统治阶级构成发生变化,世族地主阶层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察举制渐渐沦为世族把持政治、官僚结党营私的工具,丧失其活力而走向衰亡.关于察举制的研究,已取得可观成果,但早期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影响深远的意见,如劳干先生所提出的察举标准问题,仍囿着一些学者的思路,有进行清理的必要.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必然

察举制是科举制的前身与母体。在长达七八百年的选官过程中,察举制曾经有:“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等等因素作用其间,结果则是“以文取人”为主导的原则、标准和方法。最终成了定局,发展成为科举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必然。     

论中国古代的取士制度对士人人格精神的影响

先秦时期,客观上,诸侯纷争,天下离崩,出于需求,诸侯们迫切招挽士人;主观上,士人们掌控了文化的生产与销售,处于主动地位,因此他们的人格精神能够得到尽情彰显。两汉以降,天下一统,君主们相继推出三种取士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控制了士人们的出仕之途,士人们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他们的人格精神也受到压抑,逐渐走向萎缩。     

北周政权察举制度考释

一般认为北朝都实行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但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却发现,北周政权并没有继续沿用九品中正制,而是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概与九品中正制已经走向没落,北周权力核心的组成人员出身不高,生活在该地区的士族实力较弱、地位不太显赫有关;也与该地区文化相对落后,统治核心成员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选官制度不无关系。不过,察举制度也并非北周政权选官的主要途径,而且在实施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     

汉代的察举选官制度

本文概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由来、得失及顺帝时期所作的改革,认为,汉代的察举选官制度虽然比及“任子”制度有所进步,可以为封建统治集团注入新的生机,但由于当时统治集团日趋腐败,即使察举制度再有所改革,也挽救不了汉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的命运。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夏商周.世卿世禄制度;春秋战国,客卿制度;秦,皇帝直接任免;两汉,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隋至清,科举制.虽然这些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且,它们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但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对当代廉政文化的建设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科举制度.     

察举制度对汉代教育的影响略论

两汉历时400年多年,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初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西汉王朝建立后,适应大一统国家需要的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制度逐渐出现,东汉时察举制度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和考试制度,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稳定。     

从“举贤良”看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举贤良”可以从思想、制度、人物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并作用于汉代政治。贤良不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在汉代重要决策的拟定、选举制度、州郡设置、思想以及文教等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建树。贤良与政治的互动,产生的合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但其固有的弊病仍然成为后世的借鉴。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仓官考

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仓官,分属于三个系统：一是边郡防御系统,有仓督、仓监、仓掾、仓丞、仓都丞、仓佐、仓令史和主仓;二是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仓官系统,有仓督、仓监、仓啬夫、仓佐、仓内作、仓曹令史和仓曹史;三是地方漕运系统,有庾侯、庾丞.这些内容可补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各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历代状元遭际考索之二

各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是很不相同的:状元宰相比例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唐;状元高官比例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五代;状元被淹没比例最高的是五代,最低的是清。综之,宋代状元在官场的发展空间最为广阔。     

试论两汉隐逸之风

“隐逸”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两汉时期，“隐逸”的数量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仅见于史籍记载的“隐逸”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隐”字。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趋向。     

汉代的少年郎官

少年郎官作为汉代官僚系统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于汉代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在汉代大倡儒学和重视对官员进行优抚的背景下,或以察举、考试入仕,或因父子、外戚为郎,出入禁中,参机要政,入可升迁高级官吏,出可调任地方守令,而且很多人日后成为左右汉代历史命运的权臣。少年郎官以其特殊的禀赋资质,影响着汉代历史的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畛域明显表现在雍正三年之前,因存在时间较短,其重要性往往易于被人忽视。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是清朝官制中民族畛域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揭示满汉官政治待遇不平等、满洲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及其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官学的替代机构--北宋前期的书院

北宋前期朝廷通过改革科举制度 ,扩大取士数量 ,促使士人阶层重新形成和扩大。而朝廷又无力通过兴办官学来为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具有私学性质的书院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 ,北宋书院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 ,由于受科举制度改革和官学萧条的影响 ,大部分书院只是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 ,没有真正体现书院的特点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独特的官吏处罚制度——两晋南北朝"白衣领职"制度初探

“白衣领职”是流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官吏处罚制度,它主要适用于中央中、高级官员的轻微职务犯罪,重点处罚官员的失职行为,是强化皇权和整饬吏治的一种手段,同时还有激励罪吏“戴罪立功”的积极作用。但在操作过程中,该制度也有一定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