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义利之辨"新探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义利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重义轻利的思想。先秦儒家首开“义利之辨”之先河,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直到明末清初,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双行”、“以义导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的实质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古训的教益,以利于科学定位义利关系,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代中国“义利之辨”论析

当代义利之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当代义利之辨的理论实质,当代中国义利之辨在理论上的超越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走向义利统一、义利并重,走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融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导向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行为准则之辨

儒家义利之辨所言之＂利＂指行为主体的私利。义利之辨的核心是主体行为准则之辨。首先,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层面,义利之辨是主体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之辨,即主体是以＂义＂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还是以＂私利＂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其次,在群体间、国家间层面,义利之辨是群体或国家行为所依据的准则之辨,即群体、国家是以＂义＂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还是以＂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为行为所依据的准则。     

宋明道学义利理欲之辨的实质

义利之辨在宋明道学被视为儒学的首要问题.义利之辩、理欲之辨的实质是公私之辨.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宋明道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侧重于从义利、理欲、公私相对立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另一种则侧重于义利、理欲、公私相统一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在道德意义上,义利之辨着眼于道德动机上立论.     

王夫之义利观探析

王夫之的义利观有别于前人的地方,在于它兼具规范伦理学和分析伦理学的双重意蕴,即在探寻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的过程中善于展开对义利概念的辨异分析。在王夫之看来,“尽人道以正人伦,其尤重者莫大于义利之分。”义利之分旨在认识义利概念的特质及其不同涵蕴。探求义利概念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意义转换及其不同层次问题,进而为深入研究义利关系,确立价值准则、观念服务。     

义利之辨的当代追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理清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须从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两条线脉去梳理、去洞悉,应从义利意蕴的流转变化中去理解、去把握。疏解义利之困,须明确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含义,明辨义利认知误区。倡导谋利有道,须悉国情、知民心、接地气、重细小,奋发有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义利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孟子义利观新解

孟子义利观新解张奇伟＂义利之辨＂是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亚圣＂的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其中许多观点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孟子＂义利之辨＂的新意略作讨论。孟子在＂义利之辨＂问题上的新意首先和突出地表现在，他把义利问题的讨论...     

从义利分离到义利统一 ——谈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争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关系”是道德理论的根本问题,历来是诸多思想家、伦理学家所苦苦探索、而又激烈争论的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义利关系的看法主要有：儒家的“以义为重”论,法家的“以利为重”论,道家的超越“义利之辨”论以及“义利并重”论。本文梳理各家的论点,辨析争论的相激相长、孰是孰非,以期对历史上义利观中合理因素的批判继承,论证并把握社会主义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揭示义利关系从分离到统一的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理路

中国古代＂义利之辨＂分为先秦、中古、近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义利关系在不同阶段受具体历史条件影响而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特点。通过分期的历史考察,一般说来,＂义＂是强调的重点,但有时＂利＂也会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     

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虽然算不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凭借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影响,其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不容忽视。孔子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就是他的"义利观",他从"以义生利"和"见利忘义"两个方面对义、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强调"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作为原则,这样将两者关系最终归结为贵义贱利论。     

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

孙复以道统承续辨王霸,适度肯定霸主的功业,但对后继之宋儒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宋代《春秋》学于王、霸抉择上,大致本于孟子,偏向以内圣工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评说《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

周朴园对侍萍“怀念”的实质是：他的“怀念”是廉价的,是自私的,也是虚伪的,他对侍萍的凌辱、摧残,对侍萍的忽冷忽热,软硬兼施,都充分暴露了他的自私、冷酷和虚伪,说明他是一个没有任何仁义和道德可言的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是他一手造成了侍萍的人生悲剧结局。     

董仲舒荣辱思想探微

董仲舒“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对于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的作用。董仲舒的荣辱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如何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离不开对董仲舒荣辱思想的探讨。     

关于日本阳明学的几个特质

拟以日本幕末维新期尤其以山田方谷为代表的保幕派或协幕派阳明学者为重点考察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同一时期日本阳明学基本特质的概述与阐释。在所叙述的几大特质中,有的应当属于整个日本阳明学而能显示其时代共同性的特质,如＂王朱并举、以王为重＂和＂文武并举、以文为重＂等;有的则主要属于部分日本阳明学而能显示其政治立场性的特质,如＂道术并举、以道为重＂和＂义利并举、以义为重＂等。这些特质虽皆与中国阳明学有联系,但其日本化现象却十分明显。     

论严复的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

对于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义利之辨＂,严复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把义利分割造成了近代中国经济进步缓慢。他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并吸收进化论思想,对＂义利之辨＂的旧说进行批评,构建了自己的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试图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围绕义利问题提出了重义轻利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现如今义利关系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重提先秦儒家义利观对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试论孔子的君子小人观

＂君子＂与＂小人＂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孔子从道德修养、政治理想、人格理想、义利观和行为观等方面区分了君子和小人,指出重义轻利是君子的主要特征,重利轻义是小人的主要特征。     

董仲舒思想中现代公民素养教育资源的开发

公民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公民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董仲舒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资源,其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培养当代公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有利于政治素养的提高;董仲舒的伦理思想,有助于当代公民的道德素养;董仲舒的义利观思想中蕴含对当代公民实施正确义利观教育的资源。积极挖掘以上资源对提高现代公民的素养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