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看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一事不再理原则蕴含多重价值理念，因此受到世界各国推崇。我国未确立该原则，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与该原则存在着冲突。我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相应地改革刑事再审程序。     

一事不再理原则本土化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再审制度中存在着价值错位、再审理由模糊不清、可操作性差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正当性解释为视角,结合刑事再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设想以完善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     

关于“一撤到底”问题之管见

二审中确定判决尚未作出,允许原告撤回起诉不会危及法院权威,同时基于处分权主义优于诉讼经济原则,二审与一审之间之续审制关系等理由,如果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得到被告同意则应允许二审中的“一撒到底”。而再审程序中如允许原告撤回起诉将会对既判力造成过大的冲击,意味着生效裁判可以一再地被推翻,诉讼将永远无法终结,故再审中的“一撤到底”应被否定。     

论刑事申诉程序与人权保障——关于刑事申诉改革的思考

刑事申诉,作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之一,对于刑事再审程序有着重要意义。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自然也离不开刑事申诉的改革。一个完善的刑事申诉程序,必然是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基础理念,在保持既判力的基础之上维护法律的正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与国际公认的准则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文章对刑事申诉改革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使其更趋于合理和科学。     

论刑事自诉完善性构建——以公诉权与自诉权冲突为视阈

在公诉权与自诉权冲突的视阈下,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公诉转自诉案件是公诉权与自诉权矛盾集中体现的"地带"。在这两类自诉案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完善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可通过如下措施予以构建:明确八类轻微刑事自诉案件的具体范围、确立公诉优先原则、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公诉转自诉案件范围、规定只有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才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制度。     

论罪疑唯轻原则

罪疑唯轻原则又称疑利被告原则或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犯罪事实的存在与否在证据上存在合理怀疑的时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推定。罪疑唯轻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几乎适用于所有事实存’疑的刑事案件的处理,而事实存疑正是司法实务中经常遇见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对罪疑唯轻原则存在定位进行梳理,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界定。     

“疑罪从无”中的“疑罪”之把握

疑罪从无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疑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案件要证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实,在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存疑,不能合理排除;案件要证事实虽有证据证实,但证据对要证事实的证明没有价值,或证据间存在矛盾,致使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疑问,不能合理排除;案件要证事实虽有证据证实,但主要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且间接证据之间未能形成闭合的证据锁链,致使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疑问,不能合理排除。     

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应加强说理性

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存在重格式规范、轻释法说理的现象,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对事实和证据有异议的案件,存在说理缺乏针对性、以结论代替说理的模式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文书的说服力。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应释法说理,增强起诉意见书的法理性。     

关于存疑不起诉法律完善的思考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新增加了存疑不起诉条款。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做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后,将产生三种法律效力。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两种自我救济方式。我国关于存疑不起诉与被害人自我救济的法律规定在时效、举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应按照立法精神和原则对其加以完善。     

民事无限再审的弊端及其对策

民事无限再审存在诸多弊端，即主体无限，事由或条件无限，时间、次数和审级无限。它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严重影响生效判决尤其是终审判决的既判力。民事无限再审亟需改革。即完善民事再审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法律和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再审事由和范围；对民事再审的审级、次级、时限进行限制；建立规范的再审立案和改判的基本标准或原则。     

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理论反思

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似乎变成了证人不出庭制度: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实行简化审理,证人很少出庭;即使在普通程序中,法律也不要求所有证人一律出庭。对于仅剩的需要证人出庭的案件,却存在着无法强制证人作证的问题:由于律师无法对尚不存在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启动法院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变得不切实际;而特定近亲属享有免于出庭作证的特权,法院无法强制其出庭。需要肯定证人出庭制度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机制改革,赋予被告人审前充分的质证机会、扩大适用认罪案件程序、将证言分为尚未取得和已经取得两种情形以及将特定近亲属的免于出庭作证特权改为拒绝作证特权。     

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改革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具有独特性,其保护及传承的意义重大。但现行的保护方式更多地强调了保存其外在形式,仍是一种静态保护,不能保存蕴藏在非物质文化之中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等本质内容,不利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从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内在要求着手,探索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并试图通过改革学校教育以培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活的传人”。     

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新探——以行为故意为视角

滥用职权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该罪的主观罪过认定难度较大,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滥用职权罪的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持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但是,行为人对滥用职权行为本身却是出于故意的态度。通过借鉴“行为故意”的理论可以更好地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     

Science education as an exercise in foreign affairs

In Kuhnian terms, science education has been a process of inducting students into the reigning paradigms of science. In 1985, Duschl noted that science education had not kept pace with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claim of certainty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science educators grounded in positivist philosophy was rendered untenable years ago and it turns out that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surrounding discovery may be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the justification of knowledge.Capitalizing on these new developments, Duschl, Hamilton, and Grandy (1990) wrote a compelling argument for the need to have a joint research effort in science education involving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long with cognitive psychology. However, the issue of discovery compels the research community go one step further. If the science education community has been guilty of neglecting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science, let it not now be guilty of ignoring sociological issues in science. A collaborative view ought also to include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ultural milieu in which scientific ideas arise. In other words, an extern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cience. The logic of discovery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implies that conceptual change can also be viewed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论民事审判中的越权问题

民事审判越权，是指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审理了本应在行政审判中审理的内容。此种越权审判，不但违背了民事审判的基本规则，造成诉讼活动的浪费，而且侵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民事审判越权现象，最容易发生在因工伤引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有些当事人把本应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主张在民事诉讼中提出；二是有些民事审判人员违法受理当事人更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三是有些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的形式迫使法院的民事审判解决行政问题。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角色——以犯罪概念的流变为进路

社会危害性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概念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异的功能,这是正确认识、检讨现行社会危害性理论必须全部审视的因素。在形式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法律地位,但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解释犯罪的功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充当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因无节制地膨胀而上升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的高度;在当代混合的犯罪概念视野下,社会危害性理性回归到人权保障的角色,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个案矫正的功能。     

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和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些人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种因果关系，只要通过教育或法令的形式来提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就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摆脱职业教育目前发展的困境，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是怀疑的，需要探讨几个问题。首先，目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感是否正确，有没有更改的必要，其次是能不能更改，再次是即使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就一定能够改善吗？通过对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的回顾，作者认为，不是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而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前者的错误在于把一系列的偶然的联系当作了必然的因果。     

关于杜德利案判决的法理探讨及反思--以刑法为视角

在法理学经典案例杜德利案中不乏各种理论争议。文章主要从刑法角度,通过分析案例本身的特殊条件、条件特殊性与现实法律的关系、立法精神等反驳无罪判决的理由,而坚定支持有罪判决。同时,假设性地将此案例置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之下予以定罪量刑,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刑法的正义目标。     

Assumption of the burden: Science or criticism?

This article adjudicates the claim to science made by current researchers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It argues the point that contemporary research is best characterized as criticism, and that the cause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would be best advanced if scholars engaged in the enterpris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regarded themselves as critics and made themselves subject to criticism as such.     

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学理类型探析

从事实层面分析,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可分为打击性暴力和强制性暴力。从规范角度分析,暴力行为的学理类型依据不同标准可划分为显性暴力与隐性暴力、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定罪暴力与量刑暴力、惟一性暴力与选择性暴力、独立构罪暴力与非独立构罪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