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合法性关乎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政权的兴衰。构建和维护执政合法性基础是我们党必须高度关注的长期要务。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阶层利益的分化重组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思想的开放多元与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力的弱化、政治腐败的滋生蔓延与党群干群矛盾的激化等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消解。面对挑战,党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合法化战略和路径,以保证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转型期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发展——以服务型政党为分析视角

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政党执政的前提条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复杂的问题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着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法治规范党的建设,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资源是党开展活动的载体和依托,主要包括党自身的组织规模、组织成员、组织基础、组织原则、组织功能以及八个民主党派和各种非政府群众组织等方面的因素和内容.强大的组织资源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组织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积聚了十分丰厚的组织资源.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转型,已经使党的组织资源产生了新的损耗因素,党的组织资源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社会转型时期,党自身的状况及党面临着迫切的历史任务,要求党要不断开发、拓展和整合执政资源,以继续维护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从而确保党的执政安全.     

意识形态创新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意识形态创新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党执政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对党的执政提供“合法性”辩护,取得民众对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能够强化党的社会整合能力,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能够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创新党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邓小平对执政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及其历史启示

执政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党在执政合法性建设上的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党”这一根本问题,对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邓小平执政合法性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充分体现“关怀”,建立完整的社会认同体系;强调和注重制度建设,用制度维系合法性。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历程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合法性基础培育、流失、重构、丰富等四个时期。回顾建国以来党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永葆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所必须遵循的执政规律,即应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维系合法性;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合法性;积极开发制度、程序和法律合法性资源,用制度创新巩固合法性。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丛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司法改革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群众路线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所凭借的重要合法性资源,但自司法改革以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巡回审理、就地办案","陪审","诉讼调解"等贯彻"群众路线"的传统技术在越来越正式、理性和程式化的司法面前日渐式微.这意味着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长期以来倚重的合法性再生产机制已衰败.故在司法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维护和培植司法领域党执政新的合法性资源,如何在司法领域重建党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就成了摆在力图坚持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必须不断扩大政治合法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问题。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前提,以党的先进性来获取政治合法性。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三个代表"为内涵的先进性建设,为党的政治合法性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严厉打击腐败为党政治合法性奠定根本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与维护

执政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认可、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初获得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革命合法性基础上,是历史的、人民的选择。21世纪,中国共产党处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申,其执政合法性面临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和功利价值等方面的新挑战。面对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发挥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强化社会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继续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维护其执政合法性。     

试论执政党政策的合法化问题

执政党是靠政策实现统治或治理的,因此政策的合法化问题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而成功的统治、治理是被受众认可的统治、治理,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统治、治理。好政策作为成功的统治、治理的重要部分,当然有着更高、更严格的合法性要求。因此,执政党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党内外的广泛支持,处理好政策的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党内外、国内外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及其实现

中国产业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化、效力具间接强制性;产业政策制定程序随意、与法律存在现实或者潜在的矛盾。确保产业政策的正当性可以正确贯彻执政党的意志、保障产业政策顺利施行。对正当性多维解读、产业政策正当性内涵界定、价值阐述,实施困境诠释,正当性实现进行探讨。     

教师利益与课程改革合法性的探讨

课程改革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政策行为,同样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课程改革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到课程改革的成败.而教师的利益期望与教师对于课程改革的合法性获得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具体可以从利益最大化、机会成本最小化、边际效用最大化、比较公平和风险厌恶等方面进行考查.     

党务公开理论探析

党务公开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举措。全面探讨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理论问题,构建党务公开的理论模式。这对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重构

合法性是政党的生命,执政党必须重视合法性的巩固和开发。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对合法性进行了维护和重构。从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的分类处着手,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开发过程,提出解决中国转型时期中共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出路——走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双向良性互动发展道路。     

论依法执政的宪政形式价值设计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做了大量解释,但对依法执政的宪政形式价值设计却几乎没有涉及到。依法执政的宪政形式要求党树立宪政形式价值理念,主要从政策领导转到法律执政;要求党推进依法执政的程序建设,实现党执政权威;要求党应通过法定选举程序进入国家机关执政,实现党政分工。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     

论司法改革的合法性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司法改革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近年来,我国地方检、法机关推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在合法性方面却频频受到学界的质疑。作为一项法律活动,司法改革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但是改革的性质也决定了司法改革必须突破实在法的规定。合法律性并非合法性的唯一含义,突破现有法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改革因此就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西方政治学、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综合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两大流派的观点,合法性应当包括形式和实质双重要求。司法改革的合法性也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失都会导致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重塑司法改革的合法性理论有助于解决我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学习刘少奇党性修养理论做新时期合格党员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新要求，刘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理论，对新时期加强党员自身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