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及影响

《选》之前的总集录诗或学理论诗,多以“体”相分,而《选》录诗首创以内容之“类”相分《选》诗以“类”相分,或起自乐府分类,或受到类书影响。《选》之后的类书及诸总集,如唐代类书《艺类聚》、《初学论》及唐代总集《馆词林》、宋代总集《苑英华》所录诗,都是以“类”相分,印证了《选》诗以“类”相分的影响。     

论《文选》“铭”类

从内容上说,铭文是对所铸钟鼎由来的说明,钟鼎是为纪念赞颂祖先功绩而铸;铭还可以纪生者之功,其基调是赞颂;铭又常用于鉴戒,劝人肃言慎行。刘勰所论铭体之"大要"有三:"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实是曹丕"尚实"说的展开,"弘润"之说显然也从陆机"温润"说脱胎,"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是陆机"博约"说的继承。铭体以永垂后世为目的,因而都以金石为载体,这就注定了其体以言简意深为尚。从形式上看,铭可分为缀序铭和徒铭两种模式。就铭文本身来看,其形式一为骚体,二为齐言。铭文从刻铸于金属到镂刻于石材再到书写于纸张的演变历程,也是其形制篇幅由简到繁的演变历程。从载体看,铭文渐与碑文合拢并流。《文选》共录铭五篇:班固《封燕然山铭》属武将外战功勋铭,具有强烈气势美;陆倕《石阙铭》属帝王内战功勋铭,注重征讨正义性;崔瑗《座右铭》是立身处世的自我勉戒;《剑阁铭》为山河之戒张本;《新刻漏铭》的价值是在于体现了器物铭所应具有的人文内涵。     

《文选》与《文心雕龙》奏议类文体评录探究

奏议类文体是臣子向帝王上书所采用的各类文体的统称,《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此类文体进行收录,但二者评录差距较大,萧统重视晋代、南北朝之文,刘勰崇尚先秦、两汉之古文。究其原因,萧统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选文首重文辞,注重新变,以太子之位亲自主持编书,更能广泛收集近代的奏议文;刘勰以挽救“讹滥”文风之流弊为著书缘由,论文以经典为核,遵循古制,故不喜近代之文,加之时代动荡,刘勰的平民身份使得他很少能接触到近代的奏议文,因此无所评录。     

《文选》六臣注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异同

唐时有李善及五臣给《文选》作注，其注在文体下及文体的类别下、在文章题目下、在作者名下有文体论述说。而《文心雕龙》是当时文体论的集大成者，《文选》注的文体论述说，或与《文心雕龙》有相同、相似之处而又繁衍出新的内容，或与《文心雕龙》有不同之处，或有《文心雕龙》未述者，从比较中可见《文选》六臣注的功能与崇尚。     

《昭明文选》与“选学”的兴起

结合《文选序》及相关文献,探讨《昭明文选》包含的文学观念及文体分类思想,进而梳理《文选》成学的文献依据,兼具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多方面价值。     

“铭”体源流与文体特征简论——兼及《文心雕龙》与《文选》“铭”文评录之异同

"铭"体用以颂功或致警。它起源甚早,至魏晋时期,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发展成熟,但由于朝廷屡颁禁碑令而一度中衰,齐梁时期重又兴盛。它以散体序言加四言铭文或纯粹四言铭文为最常见形式,风格特征最初质朴古奥,后来定型为典雅弘润。《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于"铭"文的评录有同有异,反应了两部书作为文学批评专著和文章选本的不同性质。     

唐代“启”类文体的演变与文章的历史内涵

“启”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在唐代受到“文章盛世”的影响,不仅在作品的数量方面超越了前人,而且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已与魏晋之时这一文体的用途有很多不同。通过对《文苑英华》等文献资料的考察,论述了唐启的分类,分析了唐启在唐代历史中的大致面貌,通过援引一些唐启的代表文本,归纳了它具有的文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唐代以后,“启”类文体的创作呈衰退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应归结于历史的需要。     

《文选》文体分类的美学研究

《文选》文体分类不仅是文体学研究的对象,也需要美学研究的补充,发掘其中蕴涵的审美精神：例如,“行旅”诗与“游览”诗的分别刻划出中国人既安土重迁又向往出离自由的审美情结;赠答诗的分类规定了后世表现、抒发友情的审美方式;“杂拟”类诗反映了中国人希古的审美心理等这些审美精神作为中国传统审美范式塑造着后人的审美感受、审美欣赏和审美思维方式。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剪截"史书:古代总集的录文方式之一——以《文选》为例的论述

总集及《文选》录入作品的途径并非单一,还有从史书"剪截"一途,或"剪截"出可独立成篇的作品,或一并"剪截"出作品及对作品的介绍以成一篇。如此"剪截"的理论依据即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的"别裁",其心理依据是读者对"知人论世"的需求。     

我国古代音乐通史的文本系统--以"三通"为考察对象

中国古代音乐通史以"三通"(<通典·乐典>、<通志·乐略>和<文献通考·乐考>)为其代表."三通"以其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文本编撰体例,构筑起中国古代音乐通史自成一体的文本系统,在中国音乐文献编纂史上有其匠心独运的历史价值.     

《文选》文学史学研究断想

《文选》一向被视为文学作品总集,学界注意到了其中体现的编者的文学批评理论,其实它还是一部文学史而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史：“选序”体现了编者明晰的文学史观;“选文”以体为别而以时为序,故依体收录的作品便不仅有空间意味,且有了题材史和体裁史之实。即其可谓一部以内容为模式的演化史,一部以作品形态呈现的个人化色彩极浓的文学史。“选学”界内界外对《文选》文学史意义上的关注本身也形成了有待探究的《文选》文学史学内涵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论纲

本文认为文体功能是决定古代文体产生、发展并确立体式的核心要素,进而成为文体辨析、分类的基本依据,关注文体功能有助于研究观念的调整,亦有利于文体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文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作如下思考:一是以文体功能为标准确立研究对象,避免自设樊篱;二是关注古代文体功能的特殊性及其影响,即与古代礼仪文化制度的关系;三是强调在文体功能的个案研究中寻找并丰富观察古代文体的视角,扩大解释的可能性。     

美国文学史写作的审美回归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文学史写作能够反映出文学研究的总体轮廓。拟以语言诗为例,对比《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不同写作方式,旨在说明美国学界文学史写作审美意识的回归。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伦理观,美与善相统一的审美观,以主情重情为核心的文艺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19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观念和文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     

从接受者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分体文学史的优势——兼与历时性通史比较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朝代次序编写的历时性通史与从文体角度书写的分体文学史是最常见的形式。相对目前流行的历时性通史,分体文学史内容集中,更接近回归文学本位,使专业学习者更易于把握文学的＂文学性＂,也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并且在以社会文化视角解读文本方面具有更大优势。     

论中国文体形态与文体学

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大备,多彩多姿,理论建构也有相应高度,应当认真研究,发挥作用。中国文体应需而生,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但当代文体学比起社会的发展,理论上明显滞后,应当加强中国文体学的研究。中国文体大致可分为欣赏和应用两个部类     

文以载道 以道育人——《古代汉语》文选教学的道德传承与教化

古代汉语文选是古代典籍的精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我们在传授语言文字知识的同时,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有意识地渗透到教学中,让优秀的道德文化得以传承。     

"中国文学史"的遮蔽与"区域文学史"的空间——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传统文学史在历时的同一性叙述规范中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区域文学史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把文学史的幅度大大拓宽,展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文学景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传统文学史同一性遮蔽了的差异性和散落在文学史叙述缝隙中的丰富性,具备了进入文学史课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要求。但是区域文学史也不能只是本地区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和集合,而应该从作家的个性世界、本地区的社会状况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等方面出发,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学史文本。     

语文教材史视阈中的文体意识及学科反思

通过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语文教材史,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体意识的衍变。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反思:应强化文体意识,加深对文学文体功能的多层面认识;寻找相关上位学术领域生产学科新知识;细化文体知识与能力的分级描述并优化终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