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承袭供状看明末武职袭替制度

明代卫所武职家族流传下来的承袭供状史料为我们了解明末卫所武官袭替流程和变迁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承袭供状的初步研究,可发现：卫所武职袭替流程远比明会典记载的要繁复;为避免诈冒,“覆结”成为武职袭替的一个重要流程;卫经历司、地方上的府及布、按二司等文职官员深度介入武职世袭程序核查之中;应袭舍人比试地点直到天启年间仍在北京进行;对应袭舍人的承袭资格审查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另外,对供状史料的解读,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明代武职家族地方影响初探——以威清卫为例

明代地方卫所武职家族群体有一个历时性变化的过程,因之其地方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下体现为不同的特点。旧官曾在明初占据主导地位,新官调入以后,人数虽少却能以身份优势对地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新旧官之别在地方上的表现于明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又渐次消弭。明中期以降,武职家族仍以世职袭替来维系影响力,同时注重通过科举事业拓展家族的出路与影响力。     

魏晋时期武职官受鄙夷原因初探

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位较高，在朝中的班次较前。地方武职官，较之民政官，品秩更高，职权更大。所以武职官政治地位较高。由于政治地位占优，经济地位也占优。但魏晋南朝人们对武职官则是轻视与鄙薄。这不在于武职官的地位，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士族的文化条件有关，也与这一时期的清浊观念有关，还与个人好尚有关。实际上，士族也离不开军功，武力。     

明代云南卫所新官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武职选簿》档案中武官调卫现象初探

明代的卫所遍及全国,是军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辖着从各地征集和抽调来的军户及其家庭,构成数量庞大的军户迁移群体。卫所武官的调卫,即是人口迁徙的一种方式,《武职选簿》档案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武官的调卫,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现象:调换、改调、升调、降调,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对研究明代武官世袭和人口迁移有重要作用。     

明代平越卫职役来源地初探

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越千户所改置平越卫.自置卫至成化时的八十多年时间中,陆续有武职调入.考察《平越卫选簿》可知,该卫武官主要由南直隶、北直隶和河南调入,旗军主要来自南直隶和湖广地区,部分来自陕西、四川、山西、福建等省区.讨论卫所职役来源地问题,应留意卫所武职与旗军来源地不一致现象.     

卫所式微与后卫所时代军屯的归宿——以清水江下游三个千户所为例

与辰州卫有“母子”关系、是明代贵州境内最早置卫所地区、贵州境内实力最强盛的一个卫所,是五开卫在明代贵州卫所史上的特征。卫所式微是指卫所军政权力由在全省居于重要地位而渐变衰落所呈现出的军政退而民政进的社会治理状态,相伴生的重要事件就是屯田制度荒废。五开卫式微大背景与贵州卫所式微相关;屯军社会地位的沦落,屯田肆意被私人侵吞、屯军屯民的民人化转变,从深层处动摇卫所根基,后卫所时代卫所的宿命就是改流。贵州境内卫所改流过程有两个极具意义的事件：五开卫改流首先是新化-亮寨千户所的消失;天柱守御千户所以一个所为主导成功改流为县,是贵州卫所史上的唯一。卫所军屯人员来源地的差异,影响了后卫所时代贵州西部与清水江下游屯堡村社化的不同面貌;而新化千户所消解于新化长官司和亮寨司内,表明屯卫军民身份的变化也是卫所式微并且深度影响贵州东西部卫所屯堡本地村寨化后的不同景观。     

洪武廿二、廿三年贵州新设卫所旗军来源再探

洪武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间,贵州境内新设卫有隶于贵州都司的安庄、平坝、龙里、新添、安南、兴隆、威清、赤水等卫及隶于湖广都司的镇远、偏桥、清浪、平溪等卫.新设诸卫旗军主体皆系垛集湖广各地民丁编伍而来.新设卫所武职与旗军,实际上有相互区别的主体来源,是所谓"官、军二籍".讨论屯堡人来源问题,也应留意于此.     

广西忻城“裁流复土”考略

历史上的广西忻城县在建置方面出现两次罕见现象：一是从唐代初开始建置至明代初的七百余年间,流官管理和土司管理多次反复更迭,在我国地方建置史上极为罕见;二是明代弘治九年（1496年）＂裁流复土＂,至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长达四百多年忻城都是实行土司制度,这在我国土司制度史上更为罕见。本文拟对忻城县建置沿革、明初＂裁流复土＂及其背景、＂裁流复土＂后数百年间忻城土县社会状况略作考究阐述,试图理清这段历史。     

明代贵州诸卫靖难新官考述 ——以居中二卫、下六卫为例

贵州卫所武职非尽洪武征南、填南而来,尚有永乐、宣德、正统及弘治间陆续调入的靖难新官群体.从贵州、贵州前等贵州"居中二卫"和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下六卫"看,靖难新官之裔调入各卫者普遍职级较高,地位重要,是影响地方不可忽视的群体.     

隋代的门荫制度

隋代门荫制度在前代基础上有继承和发展,它仍然以地位尊卑为主要依据,但具有重勋爵、轻门资的时代特征,内容表现为:承袭封爵,授与散品,担任近卫之官,出任较低级文武职事,这些特点的形成与隋代政权的军事贵族色彩,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以及封建官制在隋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河、洮、岷州三卫军粮补给考

明代于河州、洮州、岷州三地设卫所统之,其官军马数较一般卫要大。军粮补给主要有屯田、民运和盐引三种方式,其中屯田和民运所占份额大,盐引粮所占份额很小,后期仅有河州卫有盐引粮补给。     

王守仁思想研究

王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隆庆时加侯爵。王守仁不但精通儒、释、道三教,并且还可以统领军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人才。     

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马价”问题

明代马政按其牧养形式,一般分为官牧和民牧两种类型:行太仆寺和苑马寺所属官马,由国家划拨专门的牧场,抽调卫所军人组成“队军”,或发充有罪人犯组成“恩军”等,集中组织牧养,这种牧养形式称为官牧。南北两京太仆寺所属官马,则借鉴宋代“户马法”和“保马法”,即所谓蓄之于民的做法,由南北直隶、鲁豫、两淮及扛南民户领养,这种牧养形式称为民牧。官牧和民牧马匹用途各有不同,按照明朝的制度,“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即是说官牧马用于防边备御,民牧马则用拱卫京城。明代西北马政,按其牧养形式划分,属于官牧的范畴。无论是在官牧制度还是在民牧制度中,“马价”问题都是明代马政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明朝安南卫武职调入与卫军来源

明初贵州安南卫由尾洒卫更置而来,从设卫伊始至成化元年,在约80年的时间里,陆续都有卫所武职调入该卫,而安南卫的主体——军则主要是洪武二十二年由宝庆地区垛集而来的。通过武职选簿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可以修订一些相当流行的看法。     

从2021年高考全国文综甲卷第42题解析看教学创新

2021年高考历史全国卷主观题在考查广度、深度上有拓展、有延伸,在设问角度上有创新,更加凸显了试题的开放性,达到了借助开放性试题实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考查的目的。本文以全国甲卷文综第42题为例,谈谈个人看法,就教于方家,希望能对学生备考和教师教学提供些许参考。一2021年高考全国文综甲卷第42题如下:材料:卫所,明代常备军军事组织。明代在各要害地方皆设卫所,屯驻军队,若干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卫下设所。卫所集中分布区城与明代的政治、经济、国防等有密切关系。     

明代保山军屯概说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坝子上就有许多带＂屯＂的村庄,是明洪武年间随傅友德、蓝玉、沐英从南京、江西等地从军垦田屯兵过来的。以＂屯＂命名村寨名是保山本地区的历史遗存。明代在保山实行的卫所及军屯制度,不仅构成了保山汉族移民的主源,同时缩小了保山同内地生产力的差距,极大地促进了保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

顾诚提出明代行政区划体系分民政、军政两大系统,军政系统管辖大量人口田地。他用这个观点解释明初850万顷田地的统计数据,引发了对明代人口田地规模、行政区划制度的讨论。军政系统中,在府州县城外另外建城设治的沿海卫所,是否管辖原属州县的部分人口、田地?这是顾氏新解释和新观点是否圆满成立的焦点。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志和明清沿海卫所志的相关记载显示,明代沿海卫所户口登记中无民人,州县的里甲数量未受新设卫所扰动,卫所对当地民人实际上并没有管理权限;卫所名下除屯田外并无从州县划归的田地,而且对秋粮直缴卫所的州县田地、对城内外原属州县的旧额田地、对卫所军余零星新垦的田地,皆无管辖权。由此可知,明代沿海卫所不管辖任何本属州县的人口和田地,明代人口田地的实际规模、军政系统在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地位,或可再加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