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2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评《武训传》——一种政治批判的开端1951年上半年,我国有四个运动。上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继续进行。这三个运动,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镇压严重危害社会的反革命分子,归根结底是清     

连载16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用然后更知不足从太行山到北京城,对《人民日报》全体职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农村工作十几年,同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晨昏作息,喜怒哀乐,都比较熟悉。到了北京,既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奇、都美气;又像林黛玉入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去。但新闻记者是多见人的职业,很难“藏拙”。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随时随地学习,像做工作那样拚命学习。还在入城前夕,北平市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连载4

在报纸上署名检讨《人民日报》从邯郸移到武安不久,1945年七八月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农民群众兴高采烈,说这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晋冀鲁豫区的土地改革经过周密的讨论和布署,所属4个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在七八月间相继展开。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区的封建势力已大为削弱。极少数附敌的大地主——汉奸,财产被没收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包括累进     

连载16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用然后更知不足从太行山到北京城,对《人民日报》全体职工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农村工作十几年,同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晨昏作息,喜怒哀乐,都比较熟悉。到了北京,既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奇、都美气;又像林黛玉入荣国府,不敢多     

连载36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双向交流新发展我们的新闻工作像一面镜子,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发展。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献词》,说在新的一年中,在农村和城市,要更加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新高潮。为此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现在回想25年前酝酿、议论这篇社论的情景,真是记忆犹新。此前两三年,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编委成员每次谈起“大跃进”期间许多宣传报道严重失实,总感觉欠了人民一笔债,同党的教导相距太远。当时中央提出1965年要注意的三件事:一切工作以阶     

连载28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步子越快越好么?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阐明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合作化要贯彻自愿互助原则,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指出发展合作社不能盲目追求数量,而要十分注意质量。这一系列科学论断对于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的亿万干部和农民群众起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但因尖锐地批判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也造成不少遗留问题和合作化运动过分的加速度。     

连载32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在政治的“棱线”上 1946年参加人民日报工作以来,“文革”十年,我劳动、挨批,不能工作;在此之前,50年代两年多,也曾一度中断在报社的工作。但始终保有人民日报的“报籍”,这是我的幸运。 1957年11月上旬一天,总编辑邓拓对我说:“苏联要办一个中文杂志——《苏中友好》,要求我们党派一个顾问,带一个专家组去帮助工作。此事由中联部筹办,中苏友协出面。专家组组织好了,少个‘头’,想让你担任。”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我不会俄文,也缺少这方面工作经验,如果只是征求意见,我建议另选适当的同志去。”邓说:“几经考     

连载37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文革前的积极与挣扎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记沉重的闷棍。惯于正常思考的人突遇反常情况,往往措手不及。人民日报在全国第一个被夺权,也许可以看作自然之事。这个队伍很听话,创刊20年来,大家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主要由于自身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加上一些外在原因,工作质量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听到的批评比表扬多得多。但这个集体有股韧劲,即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连载8

“野战部队”和“人民武装”《人民日报》创办伊始,记者不多。在冀鲁豫前线随军采访的,有齐语、方德、吴象等同志;陈勇进同志为冀鲁豫分社记者,在前线为《人民日报》供稿。在后方采访的,只有杜展潮、任冰如等同志。我作记者,又作编辑,并担负采访部门的组织工作。当时能够完成相当繁重的宣传任务,重要原因之一,是继承“全党办报”的传统,组成了一支包括“野战部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连载23

新中国首次大张旗鼓反腐败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把火烧得及时,好人兴高采烈,坏人胆战心惊。隔了3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篇文章主要谈领导,谈“领导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三反”如果搞不好,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指出手头不干净的领导干部,要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对问题严重的,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严肃处理,开除、撤职、法办。毛泽东同志赞赏此文,一字未易,批示“甚好,可即发表”。附带说一句:文章虽好,题目平平,27个字,太长了。新闻标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连载21

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从1950年7月到1951年4月,《人民日报》派我三到朝鲜,先随朝鲜人民军采访,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文字写了不算少,究竟完成任务没有呢?当时自我感觉是好的,领导也说很不错。特别是第一次,我国仅派出一人,又在南朝鲜新解放区和战区走了一大圈,占有“热点”、“独家”的优势。但是,用现在眼光看看,也许只能得六七十分。第一次与英、法两国的党报记者同行。首次出国采访,自我提醒要发愤,要谨慎。后两次同中国同志一起,记者甚多,大家比着,还是信守上述自律。发愤当然很对。谨慎也好,但有时变成拘谨,加上某     

连载13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整风引发的暴风疾雨 1957年6月间,我国出现了一场暴风疾雨式的反右派运动,造成不幸的后果,人们是没有料到的。有些了解情况的同志原来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整风四个阶段(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学习马列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本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因为“指示”十分重要,编者特地设计了带网点的通栏栏题:《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连载7

民主建国军忆往我访问过几个国民党将军,印象都不好。1946年10月30日,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一周年,我奉命访问,耳目一新。1945年9月,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刚刚停息,蒋介石立即步其后尘,向解放区进攻。10月下旬,蒋军四十军、三十军、新八军等三个军,强渡漳河,继续北犯,被我包围于磁县马头地区。国民党政府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战场起义,宣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四十军、三十军顽抗,被我全部歼灭。起义部队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在     

连载26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战场”移到日内瓦新中国最早参加的大国会议,是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5大国——中、苏、英、美、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在旧国联大厦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5大国外,还有14国参加)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5大国外,还有4国参加)。 1954年,帝国主义头子美国还很神气。西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还未恢复元气,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处于美国“核保护”之下;第三世界或不敢或不愿惹这个庞然大物。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死硬代表——国务卿杜勒斯趾高气扬,长期声言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中国”这个国家。幸亏他的同仁——     

连载4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在报纸上署名检讨《人民日报》从邯郸移到武安不久,1945年七八月间,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开始了。农民群众兴高采烈,说这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晋冀鲁豫区的土地改革经过周密的讨论和布署,所属4个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在七八月间相继展开。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区的封建势力已大为削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连载35

调查研究实与虚在1960年底到翌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号召大搞调查研究.3月下旬,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     

连载17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扔掉自缚的绳索有人说,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先是由南而北,后是由北而南。前者是指红军长征,纵横大半个中国,沿路“播种”,然后落脚陕北;后者指解放军分路南下,解放中南、西南、华东以至全国。1948年底北平解放,革命全局可以说奠定了。南下!南下!解放江南半壁,完成全国解放大业!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涌起“老北京”们从未见过的革命大潮。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连载8)

“野战部队”和“人民武装”《人民日报》创办伊始,记者不多。在冀鲁豫前线随军采访的,有齐语、方德、吴象等同志;陈勇进同志为冀鲁豫分社记者,在前线为《人民日报》供稿。在后方采访的,只有杜展潮、任冰如等同志。我作记者,又作编辑,并担负采访部门的组织工作。当时能够完成相当繁重的宣传任务,重要原因之一,是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连载33)

1958、1959两年,我在《苏中友好》杂志帮助工作,未能直接经受“大跃进”的磨练和考验,在我个人是一大损失。 1960年春季期满回国,报社一位老同志对我说:这两年你不在国内,没有犯宣传上那许多错误,以后又躲过“反右倾”那一关,够幸运的。我说:我倒不这么看。当时我要在国内,宣传上那些错误肯定会犯;“反右倾”,很可能要作检讨。不过,从长远来说,这未必没有好处。你我相处近20年,风风雨雨,过的关不算少了,可过一次长一次见识。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连载(二)

终生难忘的集体创业艰难,古今如此。但据我的经验,在我们的事业中,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创业可以不象人们常说的那么艰难。《人民日报》创办之初,编辑,行政、印刷三个部门,合计不过100多人。筹办时间很短,采编稿件,装备电台,组建印厂……大家席不暇暖,但是忙而不乱。1946年5月14日,象打仗一样,冲锋号响了。清晨,排字房同志们全体提前上班。采编人员有的写稿编稿,有的到工厂帮助校对。伙食班做了最好的饭食:面片加肉丝。总编辑张磐石改评论,看大样,指挥整个机器紧张运转。报纸篇幅不多,只有对开四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