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制造业企业使用研发成果中隐含研发投入与生产率关系

企业使用的研发成果和技术可能来自自身执行RD活动,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企业RD活动,故企业使用研发成果中隐含的RD投入更能真实反映RD投入对生产率的贡献。本文利用耶鲁-加拿大技术流动一致矩阵测算北京制造业分行业使用研发成果中隐含RD投入,并实证检验了企业执行RD投入、使用研发成果中隐含RD投入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执行RD和使用研发成果中隐含RD投入对生产率具有正影响,且后者的产出弹性系数比前者的高一倍。     

产业技术属性对企业R&D投入决策的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5年到2007年的中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不同技术特性的产业中,企业生产率对投入RD活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各行业中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选择投入RD活动,单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将使企业投入RD决策的概率增加0.6%,即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存在自我选择的现象。产业的技术属性影响企业的RD投入决策:在技术机会较多的产业,企业更倾向于投入RD活动;技术收益独占性与企业RD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企业RD投入的自我选择机制可以通过扩展的两部门Melitz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解释,模型表明在RD投入产出较高的行业中,企业更倾向于投入RD活动。研究指出由于企业投资RD活动存在自选择性,在分析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应该将该作用剔除。     

研发投资:企业行为,还是行业特征?

研发投资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投入强度低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研发投资的行业特征分析,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构建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决定模型,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各因素对企业RD强度的影响,进而利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就企业研发投资差异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得到如下结论:微观层面,生产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与RD强度显著负相关,企业性质对研发决策也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层面,平均研发强度、市场集中度和外部筹资环境对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研发集中度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根据夏普利值的分解结果,行业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差异的平均贡献高达86.5%,企业因素的贡献度仅为13.5%,表明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主要源于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是企业行为异质性的结果。     

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研究

在我国,由政府支持的公共研发部门(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和企业构成了社会研发系统。在此系统内,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变化,会影响公共研发投资杠杆作用的效果。本文运用FGLS方法,利用2009-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从社会研发系统的视角,探讨了当系统内企业受政府RD资助强度变化时,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变化。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投资的杠杆作用存在区域差距,在政府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的地区,政府支持高等院校研发会促进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且促进效应会因其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而加剧,但支持科研院所研发会挤出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而在资助强度小的地区,影响则完全相反。因此各级政府在进行公共研发投资时应注意科技投入的精准化,合理搭配政策工具。     

江西省A股上市企业R&D投入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2018年江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7.77亿元,占全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86.2%,企业创新已成为创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支撑。作为全省企业的优秀代表,江西A股上市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现状如何?本文以A股上市企业2016-2018年年报数据为依据,对江西A股上市企业RD投入规模、投入强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目前江西A股上市企业RD投入的不足,提出了加大RD投入的对策。     

政府补助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R&D的影响

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实证研究我国政府补助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初创期的企业政府补助力度不足,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补助过多。政府补助与初创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与成长期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没有证据表明政府补助强度的升高会对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或者抑制作用。政府补助对衰退期企业的研发活动有一定的激励效果。因此,建议政府应当继续增加RD投入,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力度,引入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倒逼国有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根据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不同经营特点,有针对性和导向性地对企业进行补助。     

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

采用1998-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RD两面性和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9.1%,且主要得益于纯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贡献较低;研发投资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研发投资的吸收能力对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影响,研发投资的吸收能力未能与技术引进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国外技术引进为辅的策略,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增强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     

对昆明市实施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政策的思考

近年来,昆明市实施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政策有了明显的效果。2015年,昆明市全社会RD经费投入力度大幅增加,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达到1.86%,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1.8%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昆明市要更好的实施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需要科技管理部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培训力度,企业应提高研发积极性,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要规范研发专项的财务管理工作。     

所得税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R&D的影响——以福建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分析对象

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福建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0—2015年的年度数据,以研究所得税优惠对企业RD的影响,发现所得税优惠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较小,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研发强度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企业申请的专利数无影响。所得税优惠对RD的激励效果与企业年龄负相关。为了增强优惠政策效果,需要严格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管理,协调好具有重叠效果的激励政策,激励方案要考虑企业的主要投入要素、所有制性质以及存续年限等差异。     

风险资本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

利用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以每轮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间间隔衡量阶段性投资,研究风险资本的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每轮投资规模与投资时间间隔均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2）在对样本进一步细分后,发现对于不同投资阶段,阶段性投资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即对于早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而对于后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没有显著相关性,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说明风险资本不仅通过阶段性投资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还通过调整投资时间间隔来调整监督强度,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     

出口学习、研发效应与企业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相关国内文献,大多集中在检验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对如何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具体机理较少涉及。本文认为,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出口后的研发概率与绩效更高,在出口过程中企业会更有可能选择研发投入,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基于多达100万个样本点的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后选择研发投入的可能性会增加21.63%,而研发投入的选择,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每年约7.3%的生产率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不仅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也是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自主选择研发投入,并在中长期提升生产率,获得动态优势的重要途径。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企业研发投资

将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到融资成本函数和研发投资决策模型中,讨论了金融发展对于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激励研发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而以中国2006-201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欧拉方程"就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研发强度与内部现金流显著正相关,说明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约束的确存在;(2)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RD投资对内部资金的依赖,强化银行贷款和实收资本的作用;(3)资本市场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完善,尚未真正成为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的现实。     

研发投入分布特征与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我国30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利用我国2005-2007年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我国仅10％左右的企业有研发活动,在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中49.25％的企业研发活动不稳定;年销售收入大于3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其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只有0.52％;研发投入产业分布具有明显重型化工业结构特征、地区分布不均衡;政府引导企业研发投入的特征明显;大规模、寿命期长的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比例高、研发投入总量大,但研发投入强度反而更低;研发投入集中度较高,约1/4的研发投入集中在有研发投资活动的3％的企业里,研发投资还没有成为一般企业的自主行为.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第一,企业规模、年龄等内部因素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总量,但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资强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资/总资产”表示的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显著正向影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第二,地区财政的科技支持、银行信贷资金支持显著提高了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大大超过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投入存在两难: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大、强度高,主要来源于财政和信贷支持,企业缺乏内生的激励与资金来源;私营企业创新投入有内生激励,但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尤其信贷大力支持.     

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

使用我国2005-2007年约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描述性统计得到:第一,单个企业受财政补贴的额度呈下降趋势,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比例上升;第二,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分布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第三,财政补贴严重向国有企业倾斜,国有企业是我国研发投入的主力军。虽然财政补贴在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占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佳比例是13.45%~27.75%,在此区间财政补贴显著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超过27.75%时对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向影响、挤出效应明显;但对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高科技企业,财政补贴只有挤入效应、没有挤出效应。因此,提高财政补贴效率、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的关键是,确立技术发明公共性补偿或风险补偿的合理定价机制,确保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高科技企业得到合理的补偿。     

企业研发投入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模式——基于中国与主要国家企业研发数据的比较

利用101个国家和地区18076个非金融企业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主要将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印度6个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得到：第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研发,中国顶级企业研发投资规模与之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缺乏引领全世界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的支撑,且依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第二,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能源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较小,反映了国家对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视;中国信息科技行业企业的研发强度在本国所有行业的企业中较高,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过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中国企业在医疗保健、消费者非必需消费品行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与发达国家差异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经济复杂度制约,这将影响中国产品品质与质量的升级;第三,与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的年龄分布特征和规模分布特征比较发现,中国高龄企业、小型企业研发投资规模过低,新创企业、大型企业研发投资强度高。     

企业创新激励：来自同群效应的解释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研发投入角度实证检验了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我国上市公司创新决策受到同群企业决策的显著影响,且同群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其二,创新行为的同群效应在不同市场结构和相对市场地位下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处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其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创新行为的外在驱动力,并为激发企业创新提供有益思路。     

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投资强度和专利制度的双重视角,研究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如何产生有效影响的重要问题,结果发现:(1)研发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在企业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变得更加明显;(2)企业对于自身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增强了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的正面影响;(3)当专利保护的制度环境较差时,研发投资对于企业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绿色研发投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业高度、出口部门碳生产率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三个维度综合测度“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并利用我国30个省级层面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2002-2015年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V”型曲线特征,并依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②平均看,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绿色研发投入强度由弱变强,将对“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地带、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③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政府压力、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加大基于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是保护环境、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压力与税收激励两个因素单独及共同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我们发现,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企业数量和研发投入强度逐年提高,来自国家科技政策、节能减排、能耗管理等方面的政府政策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存在促进作用,而来自污染治理方面的政府政策压力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挤出效应;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弱于政府压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家族控制权强度对企业科技创新行为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家族企业的科技创新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从研发投入和成果应用两阶段这一新视角,研究了家族管理权强度、所有权强度对企业科技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研发投入阶段,不同控制权强度抑制资本投入;在成果应用阶段,不同控制权强度促进成果应用效益;相对于所有权强度,家族管理权强度对企业科技创新影响更强。本文认为,政府应重点加强研发投入方面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