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教育刊物发表和轉載批判“爱的教育”的文章

《福建教育》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轉載了《誰說教育战綫无战事?》(敢峰),《我們必須和資产阶級教育思想划清界綫》(許宗实),《从用‘童心’爱‘童心’說起》(王泰然)三篇文章。该刊今年六月号辟“資产阶級教育思想批判”专栏,发表了金澍荣的《一切以‘对儿童的爱’为基础     

教育思想论战的一个开端——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

一九六三年十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许宗实的《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王泰然的《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和敢峰的《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以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就收到近千件的来稿来信。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领导干部,从高等师范院校教授到各地中小学教师,从内地教育工作者到边疆教育工作者,都纷纷发表意见。多数同志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种种的问题和责难：——现在教师爱学生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什么连“爱”也批判起来了？你们把问题抓错了。——儿童是“纯洁”的,对儿童进行阶级教育会     

注意避免口頭語

口头語是個‘習慣’,有許多人在教学裡也是漫不經心地常常濫用口頭語,不但講得囉嗦、無力,令学生聽起来很厭煩;而且口头语常常是用得很不妥當,成为一種語病,甚至會完全说也与自己意思相反的語句來,對教学效果發生很壞的影響。有一位歷史老師常喜歡说‘我們’,‘我們’這个,‘我們’那個。因此在讲鴉片戰爭時,他竟說:‘我們’英国政府,‘我們’英國軍艦。口頭語的濫用把国藉都变了,这是多么不妥當啊!还有一個常爱说‘好像’,‘不是?’的語文老师。說話時總是開口‘好像’,住口‘不是?’所說的話便令     

讀陳鶴琴先生檢討的感想

读了十月八日‘人民日报’陈鶴琴先生的‘我对“活教育”初步檢討’一文,回想起在旧社會学教育的時候,一般文化教育界對陳先生倡導的‘活教育’是非常崇拜的。他們認為‘活教育’的理論是正確的,而且適合中國迫切需要,只要文化教育界針向陳先生的‘活教育’理論做去,中国一定会强盛、帝国主义就不敢来侵犯我們了。记得教兒童心理學的教師唐明体一上课就     

亟應重視增產節約

‘增產節約’的思想在我們的學校裏,還未普遍建立起來。甚至有人認為:‘我們是學校,不是工廠,如何增産呢?我們學校裏,没有什麽可浪費,也没有什麽可節約。’因此,有些人就認為:‘增產節約在學校中是行不通的。’認爲:‘毛主席的這項號召,對學校來說不過是一紙具文。’這種錯誤的思想,必須迅速糾正。 現在且來看一看我們學校里究竟有没有浪費的情形吧!我們說,不但有,而且在部分學校是相當驚人的。     

關於陶行知先生以教育改良社會的思想

一陶先生在一九四零年寫的‘談生活教育’的文章里,說道:‘一個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即使他不承認他是一个生活教育者,按着生活教育的理論說来,他也是一個道地的生活教育者。’(註一)這幾句話,反映着陶先生始終未能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來洗煉和批判生活教育思想,他把‘革命’和‘改良’没有     

打退資產階级向教育陣地的猖狂進攻

在‘三反’運動開始的時候,一般教育工作者都認爲學校裏是‘清寒機關’,‘沒有油水可揩’,因之採取一種置身事外,隔岸觀火的態度。河北省有些教師這樣反映:‘學校只有小的浪費,不會有貪污,’‘學校没有什麽可反。’山西省有些中學教師說:‘我們這裏沒有問題’。西北區有的人認爲‘學校裏山小無虎,有虎也不多。’北京市有許多教師認爲‘教師無污可貪,無官可僚’,‘資産階級攻不到學校裏’。重慶不少教師表示:‘學校裏没有貪污事實,有,也是小貪污。’廣西省有的教師說:‘學校裏談不上貪污。’     

職業教育与民生之關係——青年會職業學校討論會中發表

我們中國人,可以用三個字來代表,第一個是‘愚’,就目今的現象論,四萬萬同胞中,大概有到三萬万目不識丁的,教育不普及到如此田地,要避免這個‘愚’的头衔,烏乎可。但是讀書的好處,人人都能道。我們試執村人而問之,他也一定要翹起大姆指,連說讀書好,那麼為什麼不上學去呢。实在有个困難問题,什麼,就     

我們初步克服了空洞說教的毛病

上學期开学之初,由於我們對劳动教育的認識不足,在教育方法上不加鑽研,把勞動教育孤立起來進行,形成空洞說教,以致學生把勞动教育當作思想上的負担。如有的学生看到老師拿着報紙走進教室,就不樂意地說:‘又是徐建春’;有的學生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教育现象

敢峰同志的《誰說教育战綫无战事?》(《人民教育》1963年10月号)剛发表不久,我就听到有些同志在私下議論,认为这篇文章“調子”太高,“火气”太大。讀了邓海波同志的《难道不能把教师比喻为母亲、园丁嗎?》(《人民教育》1963年12月号)后,使人感到这     

從對活教育的批評中的幾點體會與自我檢討

陳鶴琴先生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對於我國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小學和幼稚教育工作者,是有了相當廣泛的影響的。尤其是由於陳先生所提倡和推行的教育,一向掛着進步的招牌,迷惑着不少人,在今天對於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践進行檢討和批評,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柳湜同志所說:‘對“活教育”思想批評,不應限於它的言論,而是把重點放在它的實践上;並且要全面地具體地結合着陳先生數十年的教育活動,才不使這批評工作限於片面性’。在‘人民教育’和‘新教育’上已經發表了好幾篇批評‘活教育’的文章,特別是余之介同志和張文郁同志對於陳先生三十年來的教育實踐,作了此较全面的介紹。從這些材料中,我們應該可以肯定:‘活教育’所代表的不是什麽進步的教育思     

“活教育”給我的影響

编辑同志: 解放前我曾在陳鶴琴先生主持的上海市立女子師範,受過兩年‘活教育’。它给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就是那處世的三大法宝‘照妖镜’、‘天平稱’、‘十字架’和教師隨身携带的五大法宝——開口常笑,說話清楚,态度和藹,隨機应變,以身作則。首先說三大法寶怎样腐蝕了我——一个青年人应有的鬥爭意志吧。当一九四七年反飢饿運动在女師轟轟烈烈地開展的時候,同學們都积极地參加並很氣憤,我非但不氣愤(還有些同学和我一樣),反而說参加這運動的同学沒有‘良心’,吃了‘民脂民膏’还要闹,不像話(這種話也是陳先生常說的)。到于子三事件發生,同学們舉行追悼會時,以及蔡怡曾老師被捕后,同学們设怀念堂等场合,很多同學對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流出了愤恨的眼淚,但是我却表示无所謂,反說‘何必’呢?     

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

鼓励人民教师热爱儿童,如果能从培养无产阶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立場出发,这是大家都贊成的。但是,事实并不完全符合我們的希望,有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說明,儿童的心“象水晶一样的明淨”,教师要用“童心”爱“童心”。并且要我們学习这种“榜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正当的忧虑:是引     

路灯也是并联

《人民教育》1962年第8期发表的《中学物理教学中的理論和实际的关系》一文,內容生动具体,在物理教学怎样联系实际方面,对我們有不少启发。但文中會提到,路灯的綫路是串联的(見第23頁左栏第24行),我认为还值得研究。实际上,路灯也是并联的,不过是用了总开关,不像照明电灯那样,一个电灯一个开关,說“路灯則是串联”,是不符     

天津大學應清除買辦資產階級思想

編輯同志: 人民教育二月號發表了我校薛居特同學寫給教育部高教司的一封信,同時又發表了‘必須用本國語言進行教學’的短評,這些意見我非常贊成。在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决定已經颁佈了一年零四個月的今天,還存在這樣嚴重的問題,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够重視的。這個問題的本身是人民思想和敵人思想的鬥爭問題。薛居特同學反映的是我們班上發生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由於直流電機這門課英文課本比較難懂,看書很吃力,有的同學說:‘全段的單字都懂了,還摸不清說的是什麽道理。’莊秉常教授準備在課堂上寫筆記和印發講義,上課時徵求同學意見說:‘用中文寫,還是用英文寫?’課代表陳秉堃同學(青年團員)完全肯定地回答說:‘用英文寫吧!’當堂和課後就發生了爭執。薛居特同學當時     

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毛主席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这篇文章里說:“我們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須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須联系群众,而不要脫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願。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願望出发。”我讀了感受很深。过去在工作中,沒有考虑自己的工作应从群众的     

我領導學校工作的點滴經驗

由於黨和政府的领导,特别在總路綫的教育下,我和全體教師一樣把熱愛祖国的心去愛護自己的事業和兒童虼?我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下面是我領導學校工作的點滴體驗。一、抓緊教師學習,是推動學校工作的基本方法。上半年我校教師在進一步学習總路綫的基础上,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能以總路线的精神來(?)勵自己工作缤蹰L清老師說:‘十多年後,可以看到我親自培養出來的農村子女們在新農村廣闊的土地上耕作着,說不定也會有像安格林娜那樣能幹的拖拉机手出現在面前,那時我將多麽高興和自豪啊!’由於全體同志的不斷学習,提高覺悟,紧密團結,所以能把工作向前推進。     

人民教育出版社關於“背影”的檢討

在‘人民教育’三卷三期和三卷六期上,先後發表了七位讀者對初中語文課本第四册‘背影’一課的批評。‘人民教育’編者也提出了帶總結性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編者的意见,認爲這篇課文對於青年‘是絕對有害的’。故在此書重版時,便把這課取消了。爲了從錯誤中取得教訓,我們還專門開了檢討會。大家認爲:這篇課文,不但在今天說來是有害的,就在朱自清先生寫作此文的當時(一九二○年),也是一篇思想落後的文章。因爲當時,在世界上已經發生了十月革命,在中國剛剛發生了五四運動。而當時年方二十三歲的朱     

永远的斯霞——写在斯霞老师百年华诞之际

1978年6月,敢峰同志派连建生同志和我去南京采访斯霞老师。那时敢峰是《人民教育》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连建生是《人民教育》的办公室主任,而我则是《人民教育》的青年记者。临行前,敢峰向我们布置任务：“斯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模范教师,但过去批‘童心母爱’,让她受     

對凱洛夫教育學第一章譯文的幾點意見

蘇聯凱洛夫教授的‘教育學’譯本上冊自一九五○年十二月初版以來,銷行很廣。初版只印五千冊,二版印了一萬冊,三版又印了二萬冊,從這個數字可以說明這本書正被許多教育工作者學習着。因為學習蘇聯先進的教育理論,積極方面固然可以指導我們今後的教育工作,消極方面還可以幫助我們批判舊日錯誤的教育思想;而這本書正是介紹蘇聯教育理論的第一本有系統的著作,無怪乎要受到讀者的歡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