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本体论初探

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将其与两汉自然哲学着重讨论的宇宙生成问题区别开来。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有生于无”,以裴Wei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以“崇有”反对“贵无”,郭象则主张独特的独化论,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本文力图通过对以上三种本体论的讨论,揭示其在魏晋玄学中的发展脉络。     

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中国诗歌历来缘情言志,玄言诗以其浓厚的说理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它因此也难以得到研究者的赏识.后人往往根据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的特征及由此引起的在文学史上的非主流地位而忽视它应有的价值,对它研究颇少,表现在对其义界的研究上,就比较简单.文章梳理自南朝以来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观点,结合玄言诗本身,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归纳得出玄言诗的义界,将玄言诗定义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何为玄言诗——兼论当下玄言诗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魏晋南朝时期并没有“玄言诗”的名字,“玄言诗”的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结合南朝人的论述不难看出,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南朝人所说的受了玄学之风不良影响的诗。不过,南朝人所指的不良影响包括思想趋向、作品基调、辞采和词趣四个方面,而当下的研究却并未完全据此立论,往往脱离南朝人的评价,根据自己的理解,在魏晋诗歌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然后名之日“玄言诗”,并据此为他们的玄言诗研究提供支持。由于研究者所面对的作品互不相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达成共识。     

从东晋玄言诗看佛、玄之际

佛、玄之间的交争与融合构成了东晋文化思想的基本特点,这从当日名僧与名士的玄言诗创作中亦可得到印证。较能反映东晋佛、玄之际的玄言诗创作主要有：支遁的以玄释佛;康僧渊和张翼的佛、玄之争;慧远的净化佛学。通过时这些作品的解析,可时当日士人信念之实际和社会文化思想演进之归向得一亲切深入之感受和解会。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玄学派诗歌与中国玄言诗的不同玄机

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与中国东晋时期的玄言诗不仅在名称上非常接近,在历史背景上亦有相似之处。但前者乱中求进,积极介入生活,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努力进行艺术创新;而后者则乱中求退,消极避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前者“玄”在艺术手段,后者则“玄”在思想内容。二者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大相径庭,玄言诗的迅速湮灭和玄学派诗歌的后来居上,同样都为揭示诗歌与社会、哲学和宗教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方法论探讨

实践思维方式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方法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品质的重要表现。     

何晏诗作为玄言诗的尝试之作辨

何晏诗作以“拟古“面目出现,也阐述了“以无为本“的思想,但因其未做到宅心玄远与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故只是玄言诗的尝试之作.     

玄学与两晋玄言诗学的发展流变

玄言诗是东晋诗歌的主流,从诗史来看,这是对魏晋以来以玄理入诗的这种非主流诗学的发展的结果。两晋以来玄学的发展,特别是东晋时期玄佛合流,对玄言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言诗学也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对这一诗史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玄言诗学的基本内涵,理清两晋诗歌发展的脉络。     

玄学与玄言诗的生成——以“文变染乎世情”为视角

玄言诗的生成,与玄学的兴盛有着必然的关系.玄学的自身演变及玄学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是促使玄言诗出现乃至形成独特风格的前提.从玄学的思辩性与实践性、玄学的边缘化与主流化、玄学的诗意化与诗化三个阶段来考察玄言诗生成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对时代与社会的认知,辨析"文变染乎世情"在魏晋时代的特定意义.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魏晋玄言诗的起源及其意义

玄言诗是魏酱诗坛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个体对玄言诗的产生起到的作用和玄言诗在诗学上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建构主义要审思慎用:浅议建构主义本体论与方法论之缺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90年代进入中国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现状是介绍的多,评析的少,赞扬的多,批判的少,这对正确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是不利的.本文试图说明在建构风潮之下仍有许多疑点要加以深思,无论是知识论观点、学习心理之解释以及教学理论之运用推广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易克服且应继续观察之处.就实际层面之使用而言,建构主义教学在小范围自主的试验是值得鼓励与提倡的,但全国一统的强迫施行仍应谨慎为之.     

魏晋玄学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分析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但是这种社会状况也使得文化和精神方面高度自由,从而导致当时的文人思想各异,因时因地也不尽相同。普遍表现出对于老庄文学的推崇,对于人本身的推崇,至此玄学呈现出一种思潮,那就是更加重视个人意志,提倡表达自由的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风气经过各方文人学士的积极宣扬对于主流的价值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谶纬及道教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

道教和谶纬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过去曾经被人们忽视了。我们至今虽然还没能发现很直接的材料，以说明道教和谶纬曾经非常明显地影响过玄言诗，但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道教以道家学说为思想力量，组织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展开了推翻现政权的斗争，这给以反叛儒家经学为要务的玄学，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而道教经典以韵句形式宣传其教义，则毫无疑问地充当了用诗歌形式阐说理论见解的玄言诗的最早典范；谶纬以五行生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玄学又以推尊水德的道教思想为理论指导，二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奇妙的暗合，而谶纬中一些以韵语表现的符咒和谶语，在内容及形式上都与玄言诗的避祸与诫勉意义相一致。     

魏晋时期的本体论思潮

如果说西方哲学基本是在为柏拉图做注释的话,中国哲学则主要是以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理论为基调发展下去的。儒者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儒家理论必然要为统治者服务,从唐朝的韩愈一直到清代的颜元都在为封建统治秩序做解释。魏晋时期天下大乱,并没有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个特殊时期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哲学的主体和特色并指出了魏晋玄学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