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之探讨

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形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本文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应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素入手加以分析.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之探讨

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形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本文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应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素入手加以分析.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数额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强调犯罪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结果，数额犯本身也可以分为诸多种类；根据数额犯类型的不同，一定的数额既可以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是犯罪的既遂条件；对于数额犯的共犯，要按照共犯人对犯罪数额发生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分赃多少处罚。     

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

共同犯罪中存在着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对于共犯人的犯罪形态应结合共同犯罪的理论和刑法总则中关于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的规定予以认定。本文重点探讨了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和非实行犯的犯罪未遂、以及犯罪中止的问题。     

危险犯之危险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危险犯有犯罪既遂形态意义上的危险犯与犯罪成立形态意义上的危险犯两种可能性,而对应于这两种研究角度,对“危险”这一前提本身的界定是不同的。立足于将危险犯作为犯罪既遂形态之一这一前提,危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非现实性：二是与现实的联系性;三是表现形式的非单一性。基于将犯罪既遂划分为多种形态这一前提,危险犯之危险具有结果的意义,即危险犯之危险是危险结果而不是单纯的行为的危险。将危险结果与犯罪性结合起来,将危险结果作为犯罪结果的一种类型来理解,危险结果就是指由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某种事实状态所表现着的对犯罪客体侵害的危险。     

“构成要件说”作为犯罪既遂判定标准的不合理性——与王志祥博士商榷

王志祥博士在《法制日报》上发表论文专门为犯罪既遂“构成要件说”进行辩解。但笔者认为,在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上,“构成要件说”与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相矛盾、与刑法第20条的规定相矛盾、与汉语词典对“遂”字的解释相矛盾、与犯罪人的心理状态相矛盾,这就使它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至于王博士所说的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具有不同的修正的犯罪构成的观点、脱离犯罪构成后就不能正确认定犯罪的停止形态的观点、区分犯罪停止形态属于定罪活动的应有内容的观点,以及犯罪构成符合性评价与犯罪形态符合性评价同一的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简言之,“构成要件说”关于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不具有合理性。     

论排除犯罪性行为之非犯罪性理由

我国刑法理论误将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中的＂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语境中的＂犯罪构成＂等同起来,同时又不加区分地照搬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有关违法阻却事由的论述,从而认为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虽符合犯罪构成但因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构成犯罪。其实,此类行为本身就不符合客体要件或主观方面要件,应直接承认此类行为是因不符合犯罪构成而不成立犯罪。     

浅谈目的犯

目的犯是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为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必须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尽管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是作为目的犯的特定犯罪目的不以刑罚的明文规定为限;但是基于罪刑法定、打击犯罪、司法操作等反面的考虑,绝不能不能从理论上任意扩大目的犯的范围。对于目的犯之目的的本质,犯罪动机说已为我国很多学者所采纳,而且也有不同于犯罪目的说的其他学说兴起。犯罪动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需求,它不能直接观察测量,只能根据刺激或反应去推测,不具有客观性。作为刑法明文规定的目的,其本质只能是可以外化的,可以衡量的具有客观性的犯罪目的。     

论危险犯的犯罪中止

危险犯的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危险犯在危险状态达至后犯罪中止是否成立的焦点问题。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防止犯罪人铤而走险，既给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简论行为犯与其他相关概念之关系

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结果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取决于物质性损害结果的实现；行为犯与危险犯的差异在于危险犯构成要件的完全充足不能脱离行为之后危险状态的判断，而且这种“危险状态”只能是具体危险状态；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它的情况比较复杂，从情节犯司法操作的具体情况分析，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行为犯。     

关于结果犯未遂形态的几个问题思考

一般而言,结果犯以法定的结果作为其成立要件,其无未遂形态。但鉴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与理论上的不统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危险犯应为相应结果犯的未遂形态、形态结果犯具有未遂形态以及一些个罪如盗窃罪存在未遂形态。     

试论防果中止的适用范围

防果中止是指犯罪人主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停止形态。它是否只适合结果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裁量。本文从防果中止成立的条件以及立法、刑罚的目的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防果中止应适合一切有犯罪结果的犯罪,这既能给犯罪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机会,又有利于防止犯罪人铤而走险给法益造成不必要的侵害。     

论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态

污染环境罪既遂形态的判断关键在于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坚持传统的结果犯理论会导致入罪门槛过高,难免有放纵犯罪之嫌;而危险犯理论在应用于本罪时,极难就“危险状态”做出认定.《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就是内涵损害的行为,且本罪要求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方可入罪,与侮辱罪、诽谤罪等典型行为犯的构造特征契合,认定其为行为犯更符合立法者本意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罪可以由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故意的内容不包括对象对商业秘密的认识。税务官员、律师等特殊身份的人员，即使事先无专门的保密约定，也能构成本罪。该罪是情节犯，不是结果犯．造成重大损失是犯罪成立的标志，不是既遂的标志。该罪与其他秘密犯罪是想像竞合关系，应从一重处断；与盗窃罪是法规竞合关系，应以本罪定罪处罚。     

也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不以已着手实行为限,还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作准备的行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既遂的成立。     

洗钱罪相关问题探讨

洗钱活动的日益猖獗对我国现行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系提出了挑战,洗钱罪的主体应当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不能依据“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否定本犯的可罚性。上游犯罪的种类及其严重性与洗钱罪的成立无关,从立法者对洗钱罪的性质定位出发,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当扩展至一切犯罪。     

海峡两岸结果加重犯之比较研究

结果加重犯是以基本犯为前提的犯罪形态。海峡两岸的结果加重犯既具有法律上的共性特点,又具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征。研究海峡两岸结果加重犯的特殊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大陆的结果加重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海峡两岸结果加重犯之比较研究

结果加重犯是以基本犯为前提的犯罪形态。海峡两岸的结果加重犯既具有法律上的共性特点，又具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征。研究海峡两岸结果加重犯的特殊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大陆的结果加重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经济犯罪中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研究

在以数额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犯罪中，往往存在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由此引出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场合，以个人标准为准还是以单位的标准为准的问题，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对此，理论界争议也较多。本文在分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法律相关规定的适当性进行了分析。     

情节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基本犯既遂形态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犯罪。情节犯的情节属于定罪情节;情节的具备,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成立犯罪所需要的程度。法定情节的具备只是意味着情节犯的成立;至于是否成立既遂,尚需要看情节犯的其他要件是否全部具备。情节犯存在未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