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初入仕元官的境遇与心态

元末官僚系统的崩溃及朱元璋的拉拢与笼络使元官入仕明朝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他们在明初享受的待遇较元末也相对优厚,但其入明后的心态却显得矛盾和复杂。无所适从的贰臣角色和政治羁绊下的卑微人格使他们的心态日益压抑与苦闷,也预示了其结局的不可琢磨。入仕元官虽对明初政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对明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再论高启之死

自明初迄于当代,关于高启之死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诗得罪说、辞官得罪说、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高启之死是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的背景之下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高启之死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因政治忌讳隐晦其辞,后人更热衷于附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务求深刻的思维方式。     

明初以来沧州移民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

明初的河间府,即今沧州一带确实称得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明初是沧州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大量军功家族参与了沧州当时的社会重建,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发展到清代,科举制度更加成熟,沧州地方社会主导力量慢慢由军功家族变为了科举型文化家族。这种转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浅谈政治行为的选择及其道德要求

政治行为是阶级社会中的普遍行为。“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370页)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政治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是鉴定政治行为的先进与落后、善与恶的重要手段。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根本目的就是使政治行为的主体具有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道德品质。因此,就要求政治行为的主体在政治活动中进行道德选择,择善弃恶,以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养成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要求的道德品格。要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弄清楚什么是政治行为,以及怎样进行政治行为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新疆反分裂斗争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从20世纪初至今,国内外分裂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新疆的分裂活动.新疆各族人民与分裂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新疆反分裂斗争进行历史的回顾,总结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宝贵经验,对当前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作用.     

朱元璋"因时制宜"思想及政策

朱元璋在艰苦的创业斗争中,形成了“因时制宜”的思想。这一思想使他能够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成功地建立明王朝并不断加以巩固,一定程度上促进明初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     

明初在京文官致仕情况初探

明代初年,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在京文官的致仕做出了较为完善而合理的规定。在京文官致仕后,朝廷给予他们及其子孙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待。明初致仕制度的良性运转,对明代中后期的致仕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元末明初宋濂的郑义门弟子及其诗文观

元末,宋濂任教于郑义门,深刻影响郑义门弟子的诗文观。郑渊、郑楷、郑棠等郑氏弟子继承宋濂的诗文思想,主张"文道合一",其诗文观核心是家国天下的政教大道。在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与台阁体盛行的文学氛围影响下,诗文之道和家族之义融合形成强烈的文道观思想。但是,郑义门弟子弱化诗文作为文学本体的特质,导致了诗文情感与审美层面的不足,文质失衡。     

机关廉政文化的内涵、存在逻辑及政治价值

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机关廉政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观念形态,具有其特定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存在逻辑。机关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

明朝建立后,延续元代土司制度的同时,又适时改变了这项单一的统治模式,在“四面皆夷”的贵州广置卫所,以作为王朝治理的“先行军”。“蛮地”转变为“卫地”,是明廷以“卫所”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而将都匀卫改制为“军民卫”更强化了这一举措,既统领军政,又“辖土治民”。因而,“军民卫”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弱化与倚仗土司势力之间,明廷的总体思路是将卫所不断“民化”,削弱土司势力,构建“郡县化”的王朝治理体系。至弘治年间,明廷再次改制都匀卫,设置都匀府,析分“二州一县”,由此,“卫地”演变成“府地”。为稳固统治,明廷在黔南构建了“府卫同治、流土共治”的政治结构,进而分化土司、布施教化、编户定役、增修城池,初步实现了“府治”局面。从“卫治”到“府治”的过渡,是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创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既以多样性的地方治理填补薄弱的统治基础,又适时布展王朝统治触角,逐步确立起“郡县化”的主体治理体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卫所的中转与铺垫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这一过渡的核心是中央王朝整体的政治调控与制度张力。     

试论明初的军屯

明初的军屯繁盛空前，其规模最大、组织和管理最完备，作用是巨大的。明初大兴军屯，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需要。屯田军士被强制在封建国家的国有土地上劳动，为封建国家服兵役，还遭受残酷的屯田租剥削，他们对封建国家有着很强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     

明初的廉政举措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时朝初期,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给那些贪官污吏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场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但毕竟起到了救弊一时、整顿一代的作用。研究明初的廉政举措,总结其得失两方面的经验,可为我们搞好当前的廉政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     

时论“反腐败即政治斗争”辨伪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方面党风、政风和民风逐步好转,另一方面部分人对反腐败的认识也出现了混乱。有人认为,反腐败就是为了打击政敌的"政治斗争",其实,反腐败本身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而政治斗争则包含正义和非正义双重意涵,反腐败属于正义的政治斗争,若把反腐败直接等同于政治斗争是极不恰当的。这些模糊认识很有必要厘清,否则,将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朱元璋的反贪治赃及其现代启示

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朝官吏的腐败 ,惧于农民起义的威力 ,在明初采取制定酷律、加强教化、整顿吏治 ,严厉查处、强化监督等一系列反贪治赃措施 ,对平息社会动荡 ,恢复经济发展 ,健全封建社会官吏的考课、监察制度等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所采用的一些反贪治赃的措施和方法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反腐败斗争仍有一定的启示。     

元代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婚姻初探

元代汪古马氏家族源自西域,在未进入汉地之前,基本上与非汉族人联姻,具有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和种族联姻特征。入元后,随着该家族逐渐深入汉地,其通婚由种族婚姻向政治门第婚姻不断转变;且大多与与自身身份地位接近的中低级官僚联姻。另外,马氏家族还十分注重选取与自己同样倾向汉文化且具有较高汉化儒学水平的家族和个人为联姻对象,这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该家族逐渐汉化和儒化的历史进程。另外,随着家族居地的变迁,马氏的通婚还表现出一定的地缘性及情感和交谊因素的成分,反映了元代少数民族中低级官僚家族通婚状况的许多共同特征。     

宋代士大夫家族联姻特征浅析

宋代士大夫家族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其婚姻观念反映了宋代中,上层社会的婚姻价值观。联姻往往是大家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手段。通过联姻,各家族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联姻具有注重门第、以才择婿、政治联姻以及与皇室、大官僚、富商联姻等六大特征。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即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扶持寺院与发挥宗教人士的化导功能,是明朝谋求藏区致治,笼络并控制藏地僧俗民众的重要策略手段.这种因地制宜的特殊宗教政策的推行,基本顺应和保持了藏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状态和发展趋势,从而达到了明廷一以贯之的"安抚一方"的基本统治目的.但也有其负面作用.     

丙申之祸及元丽关系

公元1356年(丙申之年),高丽恭愍王以元顺帝奇皇后弟奇辙谋反为名尽诛奇氏家族及其党羽,史称丙申之祸。这一事件既是元廷帝后斗争的产物,也是高丽谋求摆脱元朝控制,争取独立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它深刻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宋代新兴士人家族研究——以楼钥家族为例

北宋初,宋太宗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针。有宋一代,科举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同时,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衰落,为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士人家族的出现,在社会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宋代新兴士人家族具有三方面特征:读书应举成为家族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并身体力行;士人家族的兴衰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士人家族都拥有一定的财富。     

北宋真定贾氏家族及其婚姻研究

真定贾氏家族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从五代开始发迹,至贾昌朝任宰相达到鼎盛,北宋末年衰落,前后历时100多年。其家族的婚姻选择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其婚姻具有相互通婚、看重才能、不限地域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