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一、小引 “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天津举行,我想起自己的专业,想起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这本著名的书,而且有了现成的翻译本。不妨就借这一翻译过来的本子,从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角,谈几点感想。不对的地方,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

内藤湖南曾明确地指示过《诗经》研究的努力方向。由他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说业已成为宋研究的革命性原动力。在我国近年来国学有复苏之趋势。宫崎市定之学问已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建设起到了触媒作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宋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得益于其中国史观。由此上溯,其理论根基必及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内藤湖南中国史观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亦有助于亚洲各国的和谐共处。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是日本研究中国史方面“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二人都在中国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仔细比较后发现,二人的生平,治学之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对文化史的研究,对历史深度和广度的把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国史大纲》和《中国史通论》为例,比较二人治学的异同,对更好的把握历史和研究历史很有借鉴作用。     

以历史学为方法:再论内藤湖南的东洋史研究

内藤湖南东洋史研究各论说间密切配合,形成一种清晰可辨的论说结构。其历史观以东洋文化的建构为基础,在东洋文化的场域里,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描绘中国和日本历史发展的部分特征从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以促进东洋文化发展的视角论证日本天职的历史正当性;着眼于东洋文化变迁大势提出东洋史时代三区分说和宋代近世说。内藤以历史学方法在不同层面为其现实主张建构论证体系,是其人其说的显然特点。     

也谈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

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 ,都提到了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他在元代来到中国并留居十余年 ,游历乃至在元朝地方政府任职。回国后 ,他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 ,但因其中存在很多纰漏而使其中国之行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当前俄罗斯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俄罗斯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历来重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与力度尽管不如当年,但依然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汉学——文学研究工作的重点。俄罗斯圣彼得堡2003年出版《上海人——中国作家作品集》、莫斯科2005年出版《中国文学史指南》,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2004年编辑出版《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远东文学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从中可见近年来俄罗斯汉学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情况。     

汉学和中国学——日本的中国与中国文化研究命名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迅速崛起,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国外关于中国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众多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关于日本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的命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通过从古至今日本对中国研究的演变的分析,可以将日本的中国研究以明治维新为分水岭,分别命名为＂汉学＂和＂中国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汉学热”研究

近些年以来,在越来越密切的世界文化碰撞影响下,“汉学热”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为此,本文主要阐述了“汉学热”影响之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的贡献述论

民初以来,留学美国渐成热潮,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学生乘风破浪奔趋美国.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对处于“荒村”阶段的美国汉学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积极为美国汉学界提供语言帮助,或承担教授汉语的工作,或担任美国汉学研究者的助手,帮助其翻译中文资料;他们在学习美国方式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宣传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他们通过所撰的汉学博士论文,为美国汉学界提供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与此同时其汉学博士论文还为美国汉学界带来富有价值的信息、材料,丰富了美国汉学家的知识,拓展了美国汉学研究者的视角.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非常注意汲取中国留美学生等知识移民所带来的关于中国的“奇异”知识及其提供的观点和方法.这也正是为什么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汉学“荒村”的美国,到20世纪50、60年代即成为汉学重镇的原因所在.     

从海外汉学到研究海外汉学的文学反思

海外汉学与研究海外汉学是相辅相成的两类问题域。前者以跨地域、跨文化的"他者"视角对中国资源进行重译新解,后者对本土与海外的研究差异与影响进行辩证反思。本土模式和海外模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都充满争议,这些争议集中在文学生产、传播及接受环节中,主要表现为研究立场的文化自觉、传播形态的单向与多元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接受心态改变三个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理论资源,中外研究只有合力共谋才能继续深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才能促进中西两重语境的共鸣。     

汉代汉学与清代汉学之辨

汉代学术成就辉煌,广有创建,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学者标举其中朴学的部分,发展出清代＂汉学＂流派。在清代,众多学者高举＂汉学＂旗帜,他们的学术倾向,却与汉代学术本身存在差异。清代汉学在考据训诂音韵等方面承继了汉代学术的古文一脉,弘扬了征实的学术倾向,也将＂宋学＂最突出的义理层面引入了实证的追求路径,并且将民族意识深入地渗透到＂汉学＂之中。探析汉代学术与清代汉学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明辨两者的具体面貌,也有助于在当代新的＂汉学＂环境中明确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追求。     

戴望的汉学与宋学

最望是晚清的一位学者，汉宋学兼采，不专主一家。他对汉学和宋学都有所继承和批判。汉学、宋学于他都是为了拿来挽救当时破致不堪的社会。本文斌就截望的汉学和宋学做一简单梳理，从中体会戴望用学术来经世的良苦用心。     

俄罗斯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发端

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已经认识到研究汉语的必要性,通过在俄罗斯本土开办的翻译学校和派驻北京的东正教宗教使团,奠定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基础。但由于当时俄国官僚政治的保守和短视,对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物质支持。同时汉语教学方法落后,缺少掌握科学教学法的教师,汉语人才培养时间过长且出路不佳,使18世纪俄国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规模不大且水平较低。     

中国译论构建的汉学主义视角

汉学主义是知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它普遍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国译论的构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行为自然也难逃其影响。对西方译论的盲目崇拜和对古代译论的追捧是汉学主义在中国译论构建中的主要体现。这两种行为一时间给中国译论的构建带来了虚假的繁荣,但是从长远而言,这种繁荣无法持续,并将彻底消解中国译论。因此,在中国译论构建中解构汉学主义势在必行。基于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中国译论构建的有效途径。     

“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

目前所见的关于杜威中国之行的记述，颇多粗疏、讹传、错乱之处。本依据近代报刊等记载，着重考证辨析了邀请和接待杜威来华的机构、杜威来去中国的确切日期，并重新梳理了杜威的中国行程及讲演的目标，具有一定澄清事实的作用。     

“中国之行”对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有关“杜威与中国”的研究中,研究成果几乎全部集中在杜威对于中国的影响上,教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事实上,杜威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并非是“有来无往”,不只是杜威对中国教育产生影响,而中国教育对于杜威不存在反动。从1919年春到1921秋,两年多“中国之行”,促使杜威的教育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考察“中国之行”对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目的在于更加客观、准确地揭示这段“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