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挂枝儿》、《山歌》的多重表现手法

历代民歌中,均有多种表现手法运用其中,因其使用得贴切与普遍,有些已成为某种歌体的标志,如《诗经》之比兴,六朝民歌之双关等等,《挂枝儿》、《山歌》中亦是如此。比兴、重叠、双关等多重表现手法的运用,极大增强了《挂枝儿》与《山歌》的表现力,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民歌史中熠熠生辉。     

《挂枝儿》的由来及成书时间

“挂枝儿”又名“打枣竿” ,这一点王骥德在《曲律》卷四《杂论》已明确说过 :“小曲 [挂枝儿 ]即 [打枣竿 ]。”现代学者都倾向于“挂枝儿”与“打枣竿”同调异名的说法。如 ,赵景深在 30年代就已断定 :“《挂枝儿》……与《打枣竿》实是一物的两名。”[1 ]关德栋在《挂枝儿序》中说 :“‘打枣竿’和‘挂枝儿’等曲调名 ,实是一种基本曲调的异名。”[2 ]他们的依据都是王骥德“挂枝儿即打枣竿”的明确断语。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如 ,沈德符说 :比年以来 ,又有 [打枣干 ]、 [挂技儿 ]二曲 ,其腔调约略相似 ,则不问南北 ,不问男女 ,不问…     

明代民歌研究五题

明代民歌在中国文学演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关系,向来是文学史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从具体文本入手,确认＂民歌＂乃本土词汇,非外来语;民歌与散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歌乃文学史、文化史研究之珍贵资料;冯梦龙辑《挂枝儿》原作《打枣竿》等。     

《挂枝儿》成书考及冯梦龙、侯慧卿恋离原委

在对明代俗文学大家冯梦龙的研究中,有些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案。如《挂枝儿》的成书时间,冯梦龙与名妓侯慧卿的恋离原委,就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两个问题。《挂枝儿》一书不仅保存了大量明代的民歌资料,还记录有冯梦龙早年的冶游生活;而冯氏与侯慧卿的恋离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自失慧卿,遂绝青楼之好”,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在这     

冯梦龙生平拾遗

冯梦龙是我国明代的一位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其所编著的民歌集《挂枝儿》和合称为“三言”的话本集《喻世明言》(原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早已脍炙人口了。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     

冯梦龙评注民歌的方法及其成就

冯梦龙在《挂枝儿》、《山歌》评注中体现了他进步的文学主张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深刻地揭示了明代民歌的思想内涵,标举了民歌的“情真”这个核心的审美价值,用评注的方式总结出了民歌创作风格特色和技巧方法,总结出民歌俚俗、尚奇、谐趣等审美价值取向,揭示了民歌在艺术方面的魅力.冯梦龙对民歌美学理论的探讨是开创性的,对我们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及其研究意义

民歌是语言民俗的一部分,同时又蕴含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以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等为例,可以考察明代民歌中的多种民俗如婚恋民俗、信仰民俗与生产民俗。研究明代民歌中所蕴含的民俗事象有多方面的意义:明代民歌与民俗是紧密结合的,对民歌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是中国历来的优良传统;明代民歌有助于明代民俗语言的研究;明代民歌中的民俗事象的解读有助于对明代民歌的深入理解。     

由隐到显:从《云谣集》到《挂枝儿》两性关系的嬗变

《云谣集》是敦煌献中的一部民间曲子词集,据学考证,所写多为盛唐时期民间流行的歌曲,其中大部分词反唐代民间男女的两性关系。《挂枝儿》是明代冯梦龙辑评的一部民歌总集,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各阶层人民生活中的男女两性关系。从《云谣集》和《挂枝儿》两部民间诗歌集的对比中,能够鲜明地看出,从唐到明男女两性关系由隐到显,由封闭开开放,由含蓄到直露,由正统到淫俗的嬗变。     

冯梦龙的情教:封建礼教的补充

冯梦龙对于我国言情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两方面的贡献:其一,搜集整理了大量言情文学作品。他辑录的民歌集《挂枝儿》、《山歌》,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散曲集《太霞新奏》,戏剧集《墨憨斋定本传奇》,     

清代民歌比明代逊色么

清代的民歌继初步繁荣发展的明代民歌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然而,这一客观事实却至今尚未得到公认。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得不够深入、对清代民歌没有引起重视之外,也与明人卓人月的影响有关。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这一论述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也给后来的民歌研究提供了褒明抑清的根据。如有的论者就以此肯定:“文学史上之绝则可排列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歌了”(张紫晨《歌谣小史》);并进而提出了清代民歌“它在思     

俗而不滥淡而有味形拙实巧——略论《挂枝儿》《山歌》的艺术特征

冯梦龙所辑的《挂枝儿》、《山歌》两部明代民歌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内容,表现出强烈的自在、自由的民间精神,为文坛输入了勃勃生机,以其俗而不滥、淡而有味、形拙实巧的艺术特征,在生活的沃土上绽放着绚丽夺目的光华,在中国民歌史上独占鳌头。     

明代民歌理论概说

明代民间文学遗产非常丰富,其中又以民歌为最,沈德符在他的《野获编》中记述了明代民歌繁盛的景况,他说:“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     

[挂枝儿]与[挂真儿]

【挂枝儿】和【挂真儿】常被人误解为音同实亦同。其实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南曲作家那儿,南曲【挂真儿】与小曲【挂枝儿】二水分流,并不混淆,明人只在指称小曲时把二者混用。【挂枝儿】虽然是南人向北人小曲【打枣竿】学习的产物,但同时也吸收了南曲【挂真儿】的营养,并因此易名。【打枣竿】是其源头,《挂真儿》是汇入其中的流。     

主持人语: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的源头是民歌

正传统民歌发展史上有这样几个经典性的标本,并且带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时代印记。一是《诗经》,学界共识是《国风》中大部分篇什是其时流行的民歌,蓬勃的生命力至今令人景仰。二是两汉乐府,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秉性为后世叙事性韵文的创作树立了标杆。三是明清民歌。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说,为明代民歌的兴起作了理论上的储备,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则是以编撰、鼓吹民歌的实践,为《挂枝儿》《劈破玉》等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成就了"我明一绝"(卓珂月语,见陈宏绪《寒夜录》)的奇妙景观。清代乾隆以后,民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南北交汇,城乡交汇,雅俗交汇,     

说《十和谐》

《十和谐》是明清时调俗曲中的一支曲牌名,流传不广。目前能见到的,仅有明醉月子辑《新镌雅俗同观挂枝儿》、清《万花小曲》、清讷音居士《三续金瓶梅》等收录的几首。关于《十和谐》的来源、形式、流传等内容,学术界更是少有研究,本文拟就《万花小曲》中两首《十和谐》作品同与之同源的其他曲调作参照研究,对《十和谐》的源流、形式以及其在明清民歌史上的意义作一简要概括。     

真情真性 亦俗亦雅——略论冯梦龙民歌的艺术特征

明代通俗文学繁荣兴盛,民歌小调更是风靡一时,成为明代通俗文学的一枝奇葩.它受到了当时文人学士的极大重视.冯梦龙所辑的<挂枝儿>、<山歌>两部民歌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内容,表现出强烈的自在、自由的民间精神,为文坛输入了勃勃生机,以其真实自然、亦俗亦雅的艺术特征在晚明文坛上绽放着绚丽夺目的光华,在中国诗歌史上独占鳌头.     

《挂枝儿》批语二题

冯梦龙在他辑录的《挂枝儿》中对这些时调歌谣做了大量的点评。这些笔记体的批语虽然形式传统。但批评的情感尺度却是解放的，是晚明浪漫主义个性解放思潮的体现；这些批语虽然是零星散落在各处的，但却从整体上体现了冯梦龙对“挂枝儿”的文学价值文学特质的的体认。     

河阳山歌中的女性恋情

妇女自古就是多情,上至《诗经》,《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下至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等等,有多少是出自妇女之口,亦或是说有多少是描写的妇女。妇女的情感比较丰富而且易受外界的触动,像在山歌民歌中,出自妇女之口的则更是不计其数。她们用这些通俗易懂又朴实平白的歌谣来展现自己的恋情和生活,河阳山歌中的表现女性恋情的山歌也正是像这样产生的,山歌反映了妇女的生活和感情问题,正如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中说到：“歌谣是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     

《金瓶梅》令曲与《野获编》

《金瓶梅词话》载录令曲甚多,颇引人注意。于是,《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条也频频为研究者称引。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沈氏似乎在此透露出一点点与《金瓶梅》令曲有关的信息: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铜城歌》《银纽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金瓶梅词话》采录那么多令曲,却恰恰没有沈氏写此节文字时最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自然会让人联想到这或许与《金瓶梅》成书的时代等问题有关。但引证者往往有失考察,     

浅谈但昭义曲《放牛娃儿盼红军》演奏中的情感特色——以变奏一、二为例

《放牛娃儿盼红军》钢琴曲是由但昭义改编自巴渠民歌《放牛娃儿盼红军》,民歌诞生是因为在当时革命时期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为了鼓舞当地农民创作的,当时根据巴地民族文化和音乐民歌来创作了大量歌曲来鼓舞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政策,而《放牛娃儿盼红军》就是其中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后来经但昭义改编成钢琴变奏曲,虽然用的是西方变奏曲结构但是从情感表达和音乐特点都充分表现了巴地文化和情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