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危机事件与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以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为例

自2001年非典之后,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正式建立。10年来,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在历练中逐渐趋于成熟,而政府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信息发布是否及时、透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知情权能否得到满足,从而影响着政府公信力。由此,本文试图对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前后我国政府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究我国新闻发布制度与策略的进步及其原因。     

人民日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特色

2003年的"非典"事件使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开启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化的大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报道显示了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报道体现了突发事件爆发后党报在消除信息不确定性方面的能力与素养,也彰显了党报突发事件报道的渐趋成熟.本文以人民日报2008年9月14日～10月13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为样本,探讨该报在本次危机传播中的报道特点与缺失,并提出改进建议.     

档案部门参与政府危机管理 做好信息服务工作的思考

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职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开始逐步认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我国政府在经历了各种自然危机和人为危机的洗礼后,特别是这次"非典"危机后,已经认识到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

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在我国的发生,考验着各级政府部门的舆论引导力,尤其是2008和2009这两年,是对我国危机管理从制度到机制全方位的集中评估期.而今年6月5日发生的成都公交车燃烧事故(下文简称"6·5"事件),则又是对政府舆论引导力的一次重大检验.因此,考察此事件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情况和反思其中的不足,发掘其在新形势下的新意义,对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有重要意义.     

传媒灾难性报道话语控制的演变

传媒灾难性报道的话语控制,即传媒对灾难性报道的新闻话语管理和调控,它直接影响着政府灾情处置和危机管理的效果.①梳理与回顾1949年以来我国灾难性报道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媒灾难性报道先后经历了从“比较谨慎”到“逐步宽松”再到“制度规范”的话语控制演变.     

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起步、发展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快,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已建立中央、省部级和地方三级新闻发言人体制.虽然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不足,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非典"流言的传播学透视

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人们与之的抗争,并最后取得抗"非典"的胜利.新闻传媒的表现从事件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关注.媒体在"非典"带来的危机中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信息的传播如何才能做到公开透明,这些话题都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然而,"非典"时期的另一个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5月份"非典"流言突然大规模扩散.虽然由于政府与媒体很快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流言迅速被遏止,但是对这一现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进行反思,无疑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议程设置"模式下的危机传播与应对

一、新媒体渐渐成为危机事件传播的主角 公共危机事件是指突然发生、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价值规范和共同利益,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做出果断决策的破坏性事件,又称突发、敏感、灾难性事件.① 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到一个各种危机频发的时期.数据表明,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9起增加到2006年的9万起,2007年、2008年包括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②给政府执政能力和方式带来巨大挑战.     

关于我国政府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突发事件进入高发期,从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在危机中不断发展,本文着眼于政府,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况以及新的媒介生态,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文阐释该制度。一、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解释根据2007年通过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

本文从宏观社会历史视角考察"非典"十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提出风险社会和重建现代性构成了公关事业演进的语境,而互联网时代的对话主义则主导了公关范式。"非典"昭示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到来,致力于沟通、共识和信任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在随后十年获得较大发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话以重建现代性",尤其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意义共同体,成为"非典"至今公关发展的主线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