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缓解匮缺还是滋长惰性?

政府研发资助政策究竟是缓解了企业创新中的资金“匮缺”程度?还是进一步滋长了企业的创新“惰性”行为?研究将2008—2017年间国泰安数据库中2480家上市公司作为考察对象,运用工具变量法2SLS和IV Probit两种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1)在控制时间、行业、企业性质和地区固定因素后,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产出以及创新意愿存在U型非线性激励效应,只有当政府资助规模超过某阈值后,才呈现出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挤入”效应,不过这种“挤入”效应可能会带来“重数量”困境。(2)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偏好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分层效应,过度补贴将引起创新偏好向低端化“降级”,造成“轻质量”困境。(3)以上结果在国有/非国有企业、高/低创新强度行业分组间均存在异质性。意味着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需兼顾不同股权性质、不同行业创新强度的差异性,且需重点缓解民营企业和高创新强度企业的资本“匮缺”,以及“鞭策”国有企业的创新“惰性”,鼓励高创新强度行业内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否则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激励扭曲”。     

“一带一路”倡议、风险容忍与企业创新效率

论文基于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我国2011—2017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变过程,并基于风险容忍的视角分析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短期来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长期来看也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在进一步分析该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后,研究发现,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边际动态影响整体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控制行业因素和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的影响后,结论保持不变。最后,论文基于风险容忍的视角,将东道国和企业因素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了东道国风险容忍度,伊斯兰宗教文化更加偏好金融风险规避,其风险容忍度较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产生显著差异;而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风险容忍度,更有利于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作用。本文不仅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如何以经济合作促进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借鉴。     

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机制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中国制造业从“制造”向“创造”转变的重要前提,也是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对“科技脱钩”的根本举措。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究了初始创新资源紧缺的中小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依据驱动因素与资源条件不同,中小制造企业分别采取集聚型资源结构化、重构型资源能力化、开放型资源杠杆化的资源编排方式,内外资源编排行动匹配差异化机制有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2)中小制造企业采取正向适应性逻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趋向间隔性突破式创新与持续性微创新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径,企业在技术网络深度的精耕与市场运营广度的拓展中实现快速成长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为中小制造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指导。     

合作网络视角下企业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现有相关研究较多关注产学研合作网络整体特征及其影响，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产学研合作中不同主体构成的性质不同的合作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专利资源丰富且创新合作广泛的医药制造业企业为对象，选择2010—2021年间在我国A股主板上市的医药制造业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据为样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企业-企业”“企业-高校”和“企业-研究院所”专利合作网络，并以负二项回归方式验证各类合作网络中网络结构指标的效力。结果表明：在“企业-企业”与“企业-研究院所”子网络中结构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企业-研究院所”子网络中结构洞对企业邻域度数中心度存在促进作用，在“企业-高校”子网络中结构洞与企业创新绩效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结构洞的限制度达到0.526时，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在“企业-企业”与“企业-研究院所”子网络中，企业邻域度数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促进作用，并在结构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医药企业要对自身创新需求及其所处的网络位置和网络性质有清晰认识，以便充分利用不同性质网络的特征更好地开展创新合作、提高创新绩效。     

科创企业员工创新自驱力生成与迭代机制研究

科创企业在当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员工创新自驱力是科创企业可持续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科创企业如何提升员工创新自驱力以实现创新可持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容智信息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目标设定-释放信号-解释信号-激活”的理论框架,从动态过程视角建构了科创企业员工创新自驱力生成与迭代过程机理模型。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具有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目标下,组织结合内外部环境形成人力资源利用认知,实现“目标设定”;组织通过意义给赋机制实现人力资源利用认知向员工的跨层传递,实现“释放信号”;员工通过对组织意义给赋行为的“感应-注意-选择”的注意力配置过程实现对组织“解释信号”,进而影响员工创新自驱力由去创新自驱力、创意采用自驱力、创意生成自驱力到创意传播自驱力的“激活”与迭代升级。     

“熟”能生“巧”吗？重复联盟与焦点企业

重复联盟是企业重要的外部组织创新,也是焦点企业建构联盟组合实现交互效应的具体形式.人们常说“熟能生巧”,重复联盟导致的“熟”能否产生技术创新的“巧”？本文在跨组织规范与联盟关系理论基础上,考察了重复联盟与焦点企业创新间的关系,检验了联盟控制与行业环境动态性内外两方面影响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对成都、重庆和西安等地区132家高科技企业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重复联盟与焦点企业创新具有倒U形关系,焦点企业联盟控制在重复联盟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行业环境动态性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适度的重复联盟有助于企业创新,过低或过高的重复联盟都会导致创新绩效的降低.为确保重复的作用显著,焦点企业应该注重提升其联盟控制能力.研究结论从联盟组合交互效应与联盟管理两个视角推动创新理论的拓展,对我国高科技企业通过联盟战略实现创新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研究

内部控制审计作为企业检验和改进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优化控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工具。将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审计理念引入企业领域,纳入到企业管理体系之中,是企业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和健康发展的现实诉求。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明确”、“一创新”、“一强化”三条内部控制审计思路,希望有助于内部审计人员更好的了解内部控制,对内部审计人员在实践中开展内部控制审计提供帮助。     

重新理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企业本位论”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已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流行语言。但长期实践表明,这种流行仍然浮于表面,“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倒逼升级”等竞争性认识在更深层次影响深远。这使得有限的政策资源并未充分且恰当地用于企业创新需求。因此,本文将“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作为整个讨论的核心议题。我们认为,当代创新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多技术、动态性、以科学为基础和以组织为载体的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与大学等科研机构相比,企业更能够适应当代创新的这些要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创新型企业所需的战略控制、财务承诺和组织整合,也不是市场机制“倒逼”的自然产物,而必须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在非市场机制的支持下实现。这些回答共同构成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企业本位论”,文末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下核心企业创新“盲点”识别及突破的案例分析

创新“盲点”是导致大量核心企业创新失败的隐性因素，但如何识别并有效突破是现有研究亟须探索的问题。本文以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为案例研究对象，剖析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核心企业创新“盲点”出现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探究突破创新“盲点”的路径。研究发现：创新“盲点”存在于核心企业与所嵌入的创新生态系统成员耦合过程中，核心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政府等采用链成员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上游部件供应商、下游互补方等共同创新成员）的非良性耦合是创新“盲点”出现的原因；与这些成员之间的非一致性协同是创新“盲点”的表现形式；核心企业与系统各成员建立良性耦合关系是突破创新“盲点”的关键。研究结论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核心企业更好地管理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提高创新成功率提供启示。     

我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其分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对比

从细分创新过程角度进一步对科技创新活动呈现“高投入、高产出”特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实际创新效率进行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价值链视角,将科技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过程和成果转化过程,以16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其2016—2021年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此外,考虑到八成研究对象分属五大城市群,进一步按五大城市群分类进行企业创新效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两个过程的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变动方向一致,但技术研发过程的综合效率明显低于成果转化过程,其中规模效率较低成为制约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市场规模与创新能力不匹配是导致创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五大城市群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领先地位。     

“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智能+”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分析“智能+”、集成创新、环境动态性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探索“智能+”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能+”U型影响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智能+”U型影响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智能+”与创新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也正向调节“智能+”与集成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中国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作者共被引网络与聚类分析视角

 运用最新可视化技术与科学计量学方法,绘制当代国际技术创新研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从中探析其存在8个主要研究前沿领域,并且确定了其研究主题,即“基于演化视角的国家与产业创新系统”、“企业及产业的内生技术创新”、“基于演化视角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其成长”、“基于演化视角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创新与知识溢出”、“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的产业及企业研发与其成长”、“产品创新绩效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基于动态能力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组织环境的关系”等。     

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鞭长莫及”抑或“如臂使指”

“十四五”时期是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开局关键期,如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以驱动企业创新备受关注,本文立足于有为政府的监管视角,认为证监会派出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能够影响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即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越远,企业创新绩效越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总体上监管机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呈现出“鞭长莫及”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监管距离主要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两种公司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并且盈余管理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在监管距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3)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监管距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高铁开通前以及制度环境更弱的区域中更显著。本文基于地理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框架丰富了传统基于“制度环境—产业/行业竞争—企业高管”驱动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     

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吗?

大力发展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极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也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基于现代产权理论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着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控制机制对企业获取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有研究忽略了对企业获取创新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分析并发现影响企业获取创新收益的要素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创新理论和企业控制理论,重点分析了不同控制机制在企业获取不同创新收益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120家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了过程控制正向调节突变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渐进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结果控制负向调节突变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渐进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弥补了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不足,解决了企业获取创新收益过程中的"黑盒"问题。     

政府R&D支持、企业创新资金对其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RD支持与企业创新资金是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力量。然而由于市场不完全、信息扭曲等原因,两者产生不同的创新产出效果,既“替代”,又“互补”。文中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和threshold回归模型,通过对2007—2018年成都高新区内120家上市科技企业的创新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政府RD支持与企业创新资金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两者发挥作用的最佳范围。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国内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政府RD支持对企业创新效率呈负作用,现有政策尚未发挥应有的效应。企业创新资金有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政府RD支持产生最佳效应的范围在0. 171以上,企业创新资金的最佳范围是0. 577～0. 664.     

“目标-结构-行动”框架下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机制建构

针对我国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悬浮”与“空心化”的问题,探讨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中异质性主体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布局以及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应对合作创新中知识产权控制与开放的双重挑战、提升聚合主体知识产权治理效能提供解决方案。基于整体治理理论构建“目标-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对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进行功能目标设定、权力结构配置和行动方式规划,明晰知识产权集群管理的嵌入方式。分析认为,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可采用“一体两翼”的管理结构架构布局,着眼于“合作-分享”（促进知识流动）与“信任-控制”（强化组织韧性）机制构建和具体目标确定,共同体不同组成部分基于各自的职能分工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共同服务于总体目标实现。     

交互性组织控制对创新路径选择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从组织控制的控制与创新双重角色这一内在本质切入,阐释了战略控制与财务控制的内在依赖性,构建了以组织文化为调节变量的战略控制与财务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不同创新路径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对170家企业的问卷调研,应用层次回归分析发现:(1)强调战略控制的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而强调财务控制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合作创新;(2)战略控制与财务控制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负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3)集体主义文化能够强化战略控制与财务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自主创新路径的正向影响,个人主义文化能够削弱战略控制与财务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合作创新路径的负向影响。     

2011年9月·首都科学讲堂特别专场活动预告

第三届首都创新论坛开发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启动活动 2011年第三届首都创新论坛．以“创新英雄”为主题．聚焦“云计算”、”物联网”领域国际前沿科技动态、国家政策与企业创新实践．相邀政界要员、科技创新领域院士专家、创新企业家,探究信息时代发展中的创新智慧与产业机遇。并启动“开发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长效服务开发区企业创新。     

简政放权、创新环境与科技小微企业创新意愿

简政放权是当前政府部门助推中小微企业减负松绑、优化区域环境的重要抓手,然而学界缺乏围绕简政放权与小微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以国内399家科技小微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简政放权、创新环境及企业创新意愿三者间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简政”和“放权”均会对创新环境和企业创新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放权”的影响作用更强;二者的交互项也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环境及企业创新意愿,且对创新意愿的影响更强。创新环境在“简政”“放权”两个维度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然而其在“简政”与创新意愿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此外,简政放权在传统行政区内的作用效果总体上更显著,在新兴开发区内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扩大企业生产经营权力等三项举措对企业创新意愿及创新环境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