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

关于汉賦繁荣的原因,一般认为,它主要决定于汉代经济的繁荣和统治者的提倡。笔者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文学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但它们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而且经济的繁荣也并非汉代仅有的情况,汉代统治者喜爱辞賦,这是事实,但统治者为什么喜爱辞賦呢?且汉賦的繁荣也非帝王“喜爱”一言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帝王的喜爱固然能刺激一部分以賦求功名的作家的创作热情,但是,汉代一些较有影响的賦家,也并不都有心于仕途。所以,对于促进汉賦繁荣的原因,便不得不重新探讨。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的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以汉赋为"一代文学"的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汉代经学论略

经学僻于孔子,盛于两汉,西汉中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由是大振。元、成以降进入其鼎盛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至辅相。自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需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     

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

汉大赋的发展过程与经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经学的“一尊、、“一统”和天子仁政爱民的思想影响了汉赋题材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经学的繁荣才带来了汉赋的繁荣.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浅谈汉代训诂学与经学之关系

中国的训诂学是在两汉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并日趋完善的。两汉的训诂学始终是经学的附庸，并服务于经学，且影响深远，以致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训诂学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束缚。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陆贾与汉代经学

鉴于秦二世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的陆贾提出了以儒家孔、孟"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思想的新儒家理论学说.在此学说中,陆贾强调原圣王之意,以"五经"为治国之经典,以"仁"、"礼"为治国之则.并率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思想、"经以致用"的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总结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思想学说.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对汉代中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汉代经学与文学批评

在经师与君主的共同推动下,经学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师及君主也成为汉代思想及文学建设中的权威。经师及君主以经学干预文学,不但对朝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支配着文学价值观的生成,乃至于经学成为文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准则,文学追求的最高标准。汉代是宗教神学信仰的时代,汉代文学创作的走向及文学批评的提出与礼乐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序》是汉代诗学的重要收获,近年来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把《诗序》视为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理论,是汉代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收获。辞赋是汉代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家在从事辞赋创作的同时对辞赋进行了理论探索及批评。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扬雄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班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汉赋的来源及内容与形式等。除此之外,班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及理论主要保存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尺度,对历史上的文学家进行了文学批评,并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的进一步阐释下,"发愤"作为专用名词列入了文艺理论的殿堂。王充的文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衡》的篇目中。王充从文章批判入手,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王充的文学批评及主张对后世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汉代颂赞文化与汉赋

汉赋根植于汉代颂赞文化。汉帝国强大恢弘的气度培育了汉人囊括宇宙的胸怀气魄,造就了汉赋壮丽充沛的气势。汉大赋富丽博杂的内容其实是汉代颂赞文化的折射。汉赋彰显盛德鸿业的夸饰、反映天人相应的美饰以及标榜怀远柔近的名饰等多种表现特色,与统治者提倡制礼作乐、附会吉祥瑞兆、追慕越裳朝贡等的盛世文化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经学与汉代教育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并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本文仅就汉代经学与学校教育的结缘问题,作一初步探究。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的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汉赋与汉代风俗文化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汉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之文学＂,并且作为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它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宫廷雅文学,必然也反映了当时的广大社会万象。汉赋作品中保存了很多关于汉代的人生仪礼、岁时节日及民俗信仰等方面的风俗文化记载,为现在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些汉赋作品也只有放在当时的风俗文化背景下进行关照,才能深切把握其特质。因此,理清汉赋与汉代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赋这种文学样式,而且对于我们了解汉代人民的风俗文化,重新认识汉赋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学衰微与汉赋的文体升华

在汉代历史上，赋作为一种代表性体，虽然曾经长期充斥坛，但由于受到经学的制约，以散本大赋为主要体式的汉赋的学性状并未得到充分展露，而很大程度上沦落为经学话语的附庸。只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伴随着经学的衰微，汉赋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才开始真正走上学回归之路，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体升华。     

论汉代经学传承中的师法、家法问题

汉初在经学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说经必遵守大师之传授,一旦某一大师被立博士后,其经说就成为师法。只要新增了博士,就意味着确立了新的师法,进而就增衍了新的章句。在对于经学师法和家法的判断上可以从博士的设立有否,章句的增衍等情况上得到区分。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