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中含笑 笑中有泪——元代悲剧、喜剧重要的民族美学特征

中国古典悲剧、喜剧重要的民族美学特征是 :悲喜两大艺术元素的交叉和交融。悲中含喜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个民族美学特征 ,它和西方悲剧强调悲剧的“纯度”、“单一性”不同。中西古典喜剧的一个差异可归纳为 :西方喜则大喜 ,充满可笑性 ,表现了“热度”,使人乐不可支 ;中国则是大喜加小悲 ,可笑性中带有严肃性 ,体现了“力度”,令人破涕为笑。造成悲喜交融特征的原因 ,一是中国哲学观念的影响 ;二是现实生活的影响 ;三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中国古典悲剧、喜剧的民族美学特征 ,并没有给悲剧、喜剧的艺术风格带来混乱 ,反而使之更具有辩证的哲理和诗意的潜流     

跨文化比较:中国古代为什么缺少文体意义上的悲剧

以西方戏剧为参照，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探讨，中国古代缺少悲剧（tragedy）文体有其深层原因：以祝颂祈祷为主的中国祭祀仪工不具备阴惨悲烈的气氛，从而在古老的源头上阻断了悲剧产生的可能性。中国早期叙事文学情节淡化，抽空了悲剧的基础；文学作品对新属复仇主题的回避，弱化了最能“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悲剧效果；主流文学中男性形象设计的阴柔化，文学的优美、感伤传统以及中国戏剧前身俳优戏的逗笑风格，均与悲剧审美特征不符。中国哲学、宗教以及大众心态在不同层面清解了悲剧意识；中国早期社会不能为贵州文艺的悲剧提供适宜的土壤，后期应市民阶层需要而兴盛的戏剧，在审美趣味方面已偏离了原基质。     

中国罕见的悲剧型态和悲剧概念——《二十四诗品·悲慨》新探

《二十四诗品》中所言“悲慨”首先是一个诗歌风格概念,但由于《悲慨》实际上还展现了一出近乎经典的西方式悲剧,展现了一种中国罕见的悲剧型态,显示出了标准的悲剧美学精神,所以“悲慨”同时也是一个近乎西方“悲剧”的美学概念。     

中国古代俗文化与士文化视野中的两种悲剧观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在俗文化与士文化的视野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悲剧观。在俗文化的视野中,悲剧主要指在“悲欢离合”结构下所演绎的悲离情境,使观众产生认同感,达到令人泪下的效果。悲离情境只是悲剧片段,“折子戏”的出现,使悲剧呈现出相对的完整。士文化视野中的悲剧观主要是以戏剧抒发不遇于时、于世的悲剧感,“长歌当哭”,更多表现的是士人内心的“哭泣”,在悲剧的精神指向上与西方悲剧有一致性。     

论欧美文学中的悲剧意识

在欧美文学中，强烈的悲剧意识始终是它们的一个表征。不论是古代作家还是现代作家，都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悲情画卷。在他们的笔下，“人类之悲”惊世骇俗，而且“魔鬼”悲，“上帝”悲；懒汉悲，硬汉还悲。从这些充满意味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独特，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中西传统悲剧观念异同论

中国和西方的悲剧观念的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悲剧作为美学范 畴,在古今中外的文论领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样式,几乎都具 有悲剧的审美表现功能,并各有其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典范作品。对悲剧这一美学范畴, 西方文论的传统说法称作“悲”、“悲剧”或“悲剧性”;从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在诗论中把它 总括为“怨”、“愤”、“哀”、“悲”,小说论称作“写悲”、“写苦”、“写情”等,曲论则称作“苦戏”、 “怨谱”、“哀曲”等等。尽管中国古代文论没有“悲剧”这一专门用语,但“怨”、“悲”、“愤”、 “哀”、“哭”、“苦”等这些提法,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科学概括和表述方式,广义地说,其内 容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西方文论中的“悲剧”这一美学范畴的科学内涵。 中西文论中传统的悲剧观念,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具有极不相 同的理论涵义。在中西相关观念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悬殊的差异性, 同时也可以看到中西文论发展在审美规律上具有相当深刻的一致性或相似性。     

柔韧与刚强——论中日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差异

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它作为人类宏大文化乐章中的一个音符，始终吹奏着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持久的震撼力和极深的文化意义。而根植于悲剧土壤中的悲剧意识形式，作为民族心理的一个缩影，已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和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又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却孕育出了异质的悲剧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即中国的“柔”性悲剧意识和日本的“刚”性悲剧意识。这种差异与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性质的差异息息相关。     

中西悲剧美学比较视域下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悲剧是文学永远的神圣领地,悲剧的美学倾向在西方和中国却大有差异。王国维是将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红楼梦〉评论》是开创“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学术范式的范本。王国维将《红楼梦》划归为“第三种悲剧”,并赞其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他对《红楼梦》悲剧价值的挖掘视角和研究方法与其西学背景密不可分,尤其与他对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思想的汲取和融合有重要关联．     

中西悲剧美学比较视域下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悲剧是文学永远的神圣领地,悲剧的美学倾向在西方和中国却大有差异。王国维是将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红楼梦〉评论》是开创“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学术范式的范本。王国维将《红楼梦》划归为“第三种悲剧”,并赞其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他对《红楼梦》悲剧价值的挖掘视角和研究方法与其西学背景密不可分,尤其与他对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思想的汲取和融合有重要关联．     

《牡丹亭》悲剧审美形态论

汤显祖的《牡丹亭》系明代传奇,其戏剧情节中的喜剧穿插和喜剧结尾形式,根据西方的戏剧理论解读,极易被人误读为喜剧或者正剧。本文立足于中国古典悲剧理论与西方悲剧的差异,依据中国古典悲剧的“苦乐相乘”、“悲喜交错”的民族特色的审美风格,对该剧的情节结构中喜剧穿插、喜剧结尾的悲剧内核、悲剧意蕴、悲剧效果史、悲美的语言色彩和作者的悲剧创作理念进行分析解读,以对《牡丹亭》的悲剧审美形态重新进行界定。     

解读文学中的死亡意识

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死亡困境,死亡意识激发和影响了古老的文学艺术,正由于人是向死而在,艺术家总是以最激烈的死亡之悲来表明他对人生的看法,西方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悲剧传统,中国文人也极力抒写“黍离之悲”。这种潜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死亡意识积淀于文学之中,形成了人类深刻的悲悯心理和生命意识,进而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家。死亡意识的感性显现通过死亡意境的逐步拓展得到深化,在人物死亡之后达到高潮和颠峰。这时,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义也同时达到高峰,读者和作者的共鸣也最为和谐。一、古老的文学艺术与死亡的对话与交流人…     

思想突围: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毅然与传统文化决裂。历来追求“文化载道”的中国文学恍然间成为“意义的真空”。现代中国文学向现代宗教寻求思想的资源,染上了浓浓的宗教情怀。忏悔意识、悲剧意识逐渐在中国文学中生成。     

从《雷雨》谈对中学生悲剧意识的培养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 ,就其审美特质而言 ,同西方的古典文学相比 ,它是一个缺乏悲剧文学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缺乏悲剧意识的文化。鲁迅说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 ,只好瞒和骗 ,由此也就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1〕所以 ,我们可以说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文学作品。只有到了 2 0世纪新文学发轫之时 ,我们才能看到真正具有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 ,文学才开始关注和重视悲剧意识的表现 ,注重从悲剧的审美特性来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内涵。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常常忽略这一点 ,对选入的文学作品不能或很少从…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中西方文学翻译研究

<正>受地域环境影响,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产生一定的阻碍:为了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并实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平稳交流,对中西方文学翻译工作进行深入研究非常必要,而地域文化差异问题作为“绕不开”的翻译阻碍,需要采用相应的翻译技法来应对,从而提升文学翻译的质量和影响力。《当代文坛》期刊中的相关文章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借助文学作品译作去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涵,对于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参考上述观点,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梳理文化差异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并对基于文化差异的文学翻译要点与技巧展开系统探究。     

论中西方古典悲剧思想根源之差异——以《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为例

自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开始,悲剧这种特定的文学形式就是世界文学发展长河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其悲剧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哈姆雷特》和《窦娥冤》这两部中西方的经典悲剧为例,追根溯源,通过对西方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对比分析,论证了中西方古典悲剧思想根源的差异及对其学习的重要性。     

平衡与倾斜──论中西悲剧中的死

西方多“童稚悲剧”、“无辜者悲剧”和“遭遇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多由外力强加所致，既不可知，又不可抗。中国悲剧却较为平和、中庸，悲剧主人公是自觉完成其角色的、因此，西方悲剧的特征是“节外生枝”，中国悲剧则是“顺理成章”。中国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思想使人们不能容忍两方那种残酷而毫无缘由的悲剧场面，他们必须给悲剧安排相应的“前因后果”，并在终场透出一些亮色，形成所谓“悲喜剧”或“喜悲剧”。西方悲剧所追求的是尽量“倾斜”，使观众的心理遭受严酷的考验，中国悲剧所追求的都是“平衡”，让观众在终场时获得心理补偿。     

论中国式大团圆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社会悲剧性

在戏剧研究界,将大团圆与悲剧联系在一起,往往有着明确的所指——中国传统戏曲中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由此也引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戏曲中有没有悲剧等一系列的争论。尤其是大团圆的结局不仅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常见,在中国古代的叙述文学中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大团圆结局并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专利,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司空见惯。从中国古典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出发,通过将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的对比,研究这种大团圆结局在情节结构上的特征,就能分析其中隐藏的深刻的社会悲剧性。     

"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从《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看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爱情 ,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 ,爱情每每带有悲剧色彩。在西方文学作品关于神职人员的爱情的描写中 ,便有了“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本文试从三部作品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史记》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占相当比重的人物传记可当悲剧文学作品视之,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中国古老神话的悲剧精神,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悲剧素材,发展了屈原悲诗的抒情特点。《史记》之后我国大量的悲剧文学作品,无论从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还是从悲剧审美艺术上都受到《史记》的影响。     

从《红字》看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在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压制下,爱情往往带有悲剧色彩。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在宗教氛围笼罩下的爱情的描写,常常出现“人性”与“神性”的抗争。本文试从《红字》诠释西方宗教下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