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说“山药蛋派”流不下去呢——与刘福林同志商榷

《山西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刘福林同志的《‘山药蛋派’还能‘流’下去吗?》一文,这篇文章对“山药蛋派”的生命力作了否定,其根据有二:“山药蛋派”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山药蛋派”后继乏人。刘文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仅就“山药蛋派”的命运问题而发,却涉及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对文学流派的认识,对“山药蛋派”的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中有不少提法,很值得讨论。     

价值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吗?——与孙冶方等同志商榷

价值是一个商品经济特有的范畴,还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末期经济学界曾经开展过讨论。近因《经济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摘要发表孙冶方同志的《要全面体会毛主席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一文,“价值范畴”的归属问题,又重新引起讨论。讨论中,有商榷,也有支持。一九八○年《经济研究》第二、六期分别发表的胡亿生同志的《我对价值规律问题的一点认识》和张云德同志的《价值不是商品     

还要发扬“山药蛋派”的优良传统

以赵树理同志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虽然几经沧桑,但终于能够走过三十多年曲折的道路,发展到今天,说明它符合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是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的。关于“山药蛋派”的创作经验,自李国涛同志的《且说“山药蛋派”》一文发表以来,特别是在《山西日报》、《山西师院学报》组织的关于风格流派的讨论     

积极地逐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自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八十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的伟大目标后,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又作出了“把发展基     

“‘灵台’新解”质疑——与邢铁华同志商榷

读了《语文教学通迅》(一九八○年第二期)载邢铁华同志《“灵台”新解》一文,我又重读了鲁迅的《自题小象》一诗,觉得邢铁华同志关于“灵台”一词的考证虽属有据,但具体运用于这首诗的解释中,却不尽切当。     

木刻《牺牲》为丁玲所选质疑

丁玲同志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说:“除了文章,我想还应该有图画。我请求鲁迅先生支持,他叫我到他家去挑选。这是我和鲁迅来往的开始。我选了一张木刻,就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为纪念柔石而选的。这幅画,刊登在《北斗》创刊号。”(《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一期)。《辽宁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宗谌同志的《木刻<牺牲>是寄给<北斗>的吗?》,作了分析考证,认为木刻《牺牲》为丁玲所选接近事实。我对丁、宗二文,却不以为然。写出些意见和丁、宗两同志讨论,并求教于鲁迅研究专家们。     

《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争论

女作家张洁同志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发表后,在评论界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 黄秋耘同志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所想》(见《文艺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     

文言文教学管见

一、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关于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原教育部一九八○年修订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文规定,要使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同时,《大纲》又规定:“中学语文教学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     

丁景唐同志的来信

丁景唐同志两次来信,就本刊上期发表的《“左联”成立前后的柔石》一文作几处校正,兹刊登如下: 1、一九八○年十月七日来信照登:徐季子、赵帝江同志: 国庆节那天,我在刚出版的《革命文物》一九八○年第五期上看到唐天然同志《〈红旗日报〉关于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的报道》一文。这篇文章中全文转录了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红旗日报》上《左翼文艺作家鲁迅五十生寿纪念——表示愿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努力》。报道说:     

《水浒》中的欲望与伦理--也论《水浒》的主题

关于《水浒》主题的讨论,已经有过太多的流派与纷争。从古代的“诲盗说”到现代的“革命说”、“投降说”、“农民起义说”、“忠义说”。再到当代的“游民说”、“为市民写心说”,及近出的“人才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苏派语文的几点思考

关于苏派教育研究,始于2006年成尚荣先生主持的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江苏中小学教育优秀传统及教育流派的发展研究》;《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版）2010年第5期刊发张俊平、朱从卫策划的《“苏派”教学初探》一文,正式亮出了“苏派”的旗帜;2011年,     

切实办好乡镇中心小学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八○年底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农村“应切实办好公社中心小学,使之成为农村学校的骨干,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一九八二年五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在《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办一部分按教育部规定教学计划开课的全日制小学,特别是认真办好区、乡中心小     

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构建师专汉语学科课程的新体系

1993年至1995年,在《语建设》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讨论,1995年至1996年,《中国语》组织了关于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讨论。这两场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虽然不同,但要求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以下简称“两课”)的教学进行改革的呼声却是一致的。师专中专业的“两课”,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呢?怎样改革呢?     

“论题”小议

“论题”,是研究议论文时,常常用到的一个概念。但是,大家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并不一致,使用起来就出现了一些混乱。如:“一篇评论文章,通常由论题、论据、论证三个要素组成。论题,也叫论点,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湖北日报》社编内部教材《写作知识》)“论点也叫论题,是作者对所论问题的看法或主张。”(《写作基础知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文章的中心论点,也叫论题。”(《写作简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论点是作者对论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文章原理初探》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筝艺的历史变迁和流派的形成

筝,统称“古筝”,史称“秦筝”,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乐器之一,由于历史悠久,筝艺的发展漫长而又复杂,筝艺的流派丰富并且多彩,本文试图从它的历史变迁中来讨论其流派的成因.一、筝艺的历史变迁关于筝这一古老乐器的起源问题,由于缺少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故至今尚无定论.公元前237年,秦国大臣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有“夫击瓮,叩,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描述.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筝的最早记载.可见,当时筝乃“真秦之声”已是朝野上下喜闻乐见的乐器,儒家的《礼记》中《乐记》篇,是关于音乐、舞蹈最早的典籍,其中就有筝的记载.汉应劭《风俗通义》六《筝》中引说:“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战国策》中也有“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由此可知,距今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筝已在北方各国流传.1979年,贵溪筝的出土,弥补了早期文献中的不足,表明筝早在春秋战国时已传入南方,且形制发展,令人惊叹.     

我院《学报》已被批准在国内公开发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自治区党委批准我院《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我院《学报》於一九五八年创刊,“文化大革命”中停刊,一九七七年复刊,一九八○年建立编辑部。《学报》分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两种,以蒙、汉两种文     

“山药蛋派”还能“流”下去吗?——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今年四月,在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刘福林同志作了《“山药蛋派”还能“流”下去吗?》的书面发言,会内会外,议论热烈,反响强烈。对这个发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他勇于思考,敢于争鸣,其探索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山西日报》从五月二十九日起,以《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为栏题开展讨论,我们是积极支持的。如何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流派,是文艺界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高等院校文艺专业教学中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课题。由于它和我们教学关系密切,应我院师生和有关方面同志的要求,本刊全文发表刘福林同志的来稿,并从本期起开展讨论。讨论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热烈争鸣。我们希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讨论以赵树理同志为代表的文学流派的基本特点及其如何发展提高问题,从中外古今丰富的文艺实践出发,研究风格流派和时代、政治、生活、文艺思潮、创作方法、作家个性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探讨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流派的基本规律。要求稿件写得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言之成理,一般文章最好在五千字以内。我们欢迎作家、文艺理论家、文艺专业师生和各方面同志踊跃来稿,参加讨论。     

文艺·政治·规律性——兼与王若望同志商榷

我们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了报刊上最近发表的一部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文章,受到很多启发。但也感到有少数文章似乎缺乏科学性,不够实事求是。例如王若望同志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的《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一文,我们对其中的若干观点就不敢苟同。为了促进这场讨论的深入发展,谨不揣浅陋,略献刍     

也谈“死去何所道”的校勘和释义

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引用了陶潜《挽歌》的末四句,对其中的“死去何所道”,吴海发同志作了新的校勘和释义。他根据《初学记》引《挽歌》,认为末二句应是“死去何所适,托体同山阿”,意思是“人死了,去的地方在何处?让身体埋在山野(托体),跟山陵作伴儿(同山阿)”。他觉得这样校释才连贯通顺,而部编教材第一册注解似是而非,应按《初学记》校勘。(见《关于“死去何所道”的释意与校勘》,载《天津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六期)。笔者对他的新的校勘     

当前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几种不同评价

怎样认识《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及其性质,这是评价瞿秋白的关键。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的同志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倒了“四人帮”一伙强加在瞿秋白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使秋白同志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但在重新评价秋白同志的历史功过的过程中,对《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及其主要思想倾向问题,有些分歧,现将这些分歧意见整理发表,并将《多余的话》全文作为附录刊出,以便于深入开展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中,涉及到《多余的话》评价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篇:《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第三、第十二期,先后发表了李洪林同志的《打破党史禁区》,陈铁健同志的《重评多余的话》,王维礼、杜文君同志的《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一九七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刊载了蒋铃、马鸿生同志合写的简讯《关于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九年本刊第一、第二期先后发表了王关兴同志的《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批判“四人帮”对瞿秋白烈士的诬陷》和王亚朴同志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一九八○年三月廿一日,丁玲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一、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