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态资产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然资源的价值,生态环境的效益.评价生态系统的价值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利用遥感定量测量,采用Landsat-5卫星数据及其他辅助数据,结合生态学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4个省市1995年和2005年两年度的生态资产进行测量,并从生态资产分布格局、构成与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的生态资产分布很不均衡,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生态资产总量由1995年的5 450.84×108元减少到2005年的4 176.37×104元人民币,减少了23.38%.从生态资产构成来说,湿地和水体的生态资产减少的幅度最大,分别减少58.46%和34.44%,耕地、林地和灌丛的减少量也在20%左右.从生态资产变化格局来说,4省市生态资产减少量都在20%～30%之间,其中上海减少的程度更大,其次是江苏.生态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既包括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包括国家宏观指令和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内蒙古生态资产测量及生态建设研究

生态资产是生态系统生物资源直接价值及其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总和,对生态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是政府宏观决策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必要条件.该文提出了基于遥感定量测量的生态资产价值评估模型,并利用MODIS卫星数据和其它辅助数据,对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了陆地生态资产的定量测量.定量测量结果显示,研究区生态资产存量为3 913.7×108元,其中草地对区域生态价值的贡献最大,占研究区总生态资产存量的50.2%,但森林对区域生态价值的贡献率最高,达到2 144元/hm2,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生态系统.通过对研究区生态资产空间分布及结构分析,发现该区域的生态资产空间分布极不平衡,东北部到西南部以近似几何级数的方式急剧递减,广大中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提高生态储量的潜力巨大.在对内蒙古自治区陆地生态系统生态资产空间分布及其组成结构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生态资产区,针对不同的区域提出相应的生态建设目标,并对研究区生态建设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初步探讨.     

仙居县生态资产评估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研究

利用仙居县1:1万土地利用现状图、气象数据等资料,通过GIS技术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计算法探讨仙居县生态资产变化情况.并分析生态资产时空分布特征,编制生态资产时空分布图.以乡镇为单元分析生态资产价值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仙居县大部分乡镇的生态资产呈上升趋势.主要由对生态资产贡献占主导地位的有林地增加造成的,全县生态环境向良性化的方向发展;(2)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较发达的乡镇以相同的生态代价所换取的工业产值要高于经济欠发达乡镇,因此后者要避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而应寻求土地集约利用,降低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而经济发达乡镇要进一步增加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满足全县生态安全建设和经济稳步发展需要.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自然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措施是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通过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以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1988年,中科院就创建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并始终将“监测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研究生态系统演变机制”,“示范生态系统优化管理模式”作为整个网络的3大基本科技任务。实现了网络化、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运行,成为世界上体量最大、功能最强、运行效率最高的国家级生态系统研究网络,成为国家资环领域重要的科技条件平台。CERN在国家尺度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平台创建,国家层面的生态系统监测体系与数据共享系统的建立,生态系统变化机理研究,以及生态系统优化管理示范等方面对科技支撑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今后还将在监测生态系统变化、支撑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研究生态系统变化机理,支撑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研制生态建设新技术和优化模式,支撑生态系统高效利用;研究全球变化和环境问题,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传播自然生态保护知识,支撑国民生态保护行动等方面持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科技支撑作用,做出新的科技贡献 。     

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状况与保护对策

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保障生态安全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核心任务。青藏高原物种丰富但受威胁物种多。近15年来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格局稳定，生态系统质量整体趋好，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均得以提升，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对提升生态屏障功能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受气候暖湿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仍然面临退化草地面积大，以及冻土面积萎缩、沼泽湿地减少、部分生物栖息地退化、外来物种入侵、局部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风险。为了进一步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建议优化调整自然保护地空间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加快实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工程。     

可可西里,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正>不久前,青海可可西里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湖泊数量最多并延续了大型哺乳动物大迁徙景观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也是青藏高原第一项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可可西里是高寒生态系统和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完美结合,凭借其自然原真性、地理独特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完整性、诗意奇美性、神秘未知     

中国沿海不透水地表变化特征分析

海岸带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由于其便利的交通环境使得人类对该区域的利用程度逐渐增强。同时海岸带地区也是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是生态系统的交错区和过渡带,长期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势必会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本文以遥感获取的区域不透水地表分布数据为基础,对研究区内不透水地表面积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通过分析海岸带10km缓冲区内不透水地表扩展与生态用地之间的占补关系发现：①2000-2008年,中国海岸带不透水地表面积持续增加,与经济和人口要素呈正相关关系。总体来看,相比人口密度,沿海各县GDP密度与区域地表不透水率具有更好的相关性。9年间,沿海地区GDP密度明显提升,沿海各县平均增加了2986.8万元/km²。人口密度平均增加了181人/km²;②从2000-2008年,中国海岸带不透水地表的扩展包括新增不透水地表和不透水率增加。新增不透水地表主要以占用耕地和生态用地为主。不透水地表的扩展受到当地自然地理特征的制约,例如地形、海拔、坡度等因素;③本研究选取的七个典型区海岸带不透水地表扩展均以占用耕地为主,但在不同缓冲区范围内,不透水地表占用耕地和生态用地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点。南部的三个典型区（北部湾、海峡西岸、珠三角）海岸带不透水地表的扩展占用生态用地强度高于北部三个典型区（京津唐、辽东湾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这主要由于这些区域生态用地面积比例较高而引起。在未来的海岸带保护与开发规划中,应综合考虑生态本底的区域差异,进而寻求更合理的生态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     

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

本文计算了中国1961年～2001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赤字,分析了这些指标的构成及其变迁;对1990年～2000年间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及其生态占用强度(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从1970年代初开始,生态系统就处于超负荷状态,生态赤字增长迅速,人均赤字年增长率达到9%以上;能源和耕地在生态足迹中占主要份额;第一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最高(63.7%～68.5%)、生态占用强度也最高(达20hm2～23hm2/万元GDP)且生态效率有下降趋势,是影响我国经济之生态效率的主要矛盾所在;第三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很低(4.5%～5.4%),其生态占用强度比其它产业低得多(1hm2/万元GDP),但该产业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较高且生态效率提高较慢;第二产业生态足迹占总足迹的26.1%～31.7%,生态效率在3个产业中增长最快.2000年～2020年,要在实现GDP翻两番的同时实现生态足迹零增长,需要生态效率也翻两番,年增长率达到7.18%,而1990年～2000年间生态效率的实际年增长率为5.45%.     

苏锡常地区生态足迹分析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定量测度,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该文以苏州、无锡和常州地区1991年到1999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为依据,对该地区9a来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分析。纵向分析的结果表明,苏锡常地区历年的人均生态占用不断增加,9a时间增加了37.78%,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却减少了18.67%,该地区历年人均生态占用均出现赤字,而且呈连年增长的趋势,到1999人均生态赤字已高达1.2684 hm2/cap.。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生态占用的横向比较分析表明,苏锡常地区人均生态占用为1.7469 hm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4605 hm2,也小于全球人均水平（2 hm2）;人均生态赤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4 hm2）。     

青藏高原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评价

生态空间占用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一种方法。它根据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和同化人类产生的废气物所需要的生产性空间进行估算。并与给定区域实际生物承载力进行比较，衡量区域的持续发展状况。青藏高原作为世界的第三级，有其独特的生物资源和自然景观。本文以青海省为例，评估了青海省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状况。计算结果表明，青海省的人均占用世界平均产量的生态空间为1.8hm2,青海省的自然资产利用程度尚在其实际生物承载力范围之内。青海省的工业生产占青藏高原的3/4，人口占青藏高原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因此，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应该高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水平。由此推知，青藏高原的人均生态空间占用小于1.8hm2,而青藏高原实际生物承载力人均8hm2,应该有较大的生态盈余。     

基于Logit模型的北京世界遗产地游客选择研究

世界遗产是北京建设世界旅游城市重要的资源基础,而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很大程度决定于游客决策。尽管我国在游客决策相关领域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但是针对世界遗产地游客决策行为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本文以北京世界遗产地游客为研究对象,基于二项Logit模型,分析探讨了游客选择的模式差异以及景点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认知（“是否为世界遗产”和“是否为北京代表性景点”）影响与景点知名度成反比,北京6个世界遗产地总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故宫主要受游客特征和旅游形式的影响,颐和园、长城、天坛同时受到认知和旅游形式的影响,十三陵和周口店仅受到游客认知特征的影响;②近距离负面影响游客对高知名度景点的选择,而短期游客会更倾向于选择高知名度景点。因而,建议加强低知名度景点的认知和景点独特性的宣传,关注重点群体,丰富旅游体验,提升景点综合竞争力。     

国家历史身份的载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挑战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之后,世界遗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资源保护、文明间对话、国际治理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目标也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扩展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遗产的平台上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表达对文明发展的认知,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贡献,也已成为各个《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关注的问题。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战略,更为系统地展现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展现和保护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文明成就和自然资源,并通过世界遗产这个全球性平台,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现状特征与发展对策

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信息表明，世界遗产中心正从全球角度对世界遗产事业和遗产保护现状进行深入全面的审视与评估，并着手对各遗产类型及其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进行改善。《凯恩斯决议》的修订，使得自然遗产的申报得到优先保障，并进一步突出了生态、地质演进及生物多样性等价值。对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发展现状与国际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我国“世界自然遗产”项目结构不合理，自然与文化遗产比例失衡、自然遗产偏少、地理覆盖面积较小，自然遗产类别简单，所符合的遴选标准过于单一，遗产地域分布不均，未充分反映出我国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与自然遗产资源的丰富性。提出了当前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发展对策：加强基础研究及提升遗产地科学内涵；挖掘自然遗产资源的文化内涵；加强研究和申报海洋类遗产；加强申报我国特有的自然地理类型遗产地；扩大遗产地规模；加强西部遗产地的申报。     

中国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测评及提升模式

测评旅游景气指数可定量分析遗产地旅游产业发展状况,推动遗产地旅游资源保护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首先提出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测评概念性框架,其次建立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测评指标体系,构建遗产地旅游景气合成指数测度模型,然后选择张家界市（世界自然遗产地）、承德市（世界文化遗产地）与黄山市（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作为案例,分析我国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研究结果表明：①2001年我国遗产地旅游景气综合指数为100.89,2012年为110.96,年均增长速度为0.87%;②我国遗产地先行指标、一致指标与滞后指标的旅游景气指数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一致指标的旅游景气指数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③我国3类遗产地的旅游景气综合指数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从长远看,文化型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可能会相对自然型遗产地更高;④我国遗产地的旅游景气综合指数与GDP指数之间呈现幂指数正相关关系。最后,从全国旅游休闲发展环境营造、遗产地旅游建设与管理、遗产地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3个方面来构建遗产地旅游景气指数提升模式。     

九寨沟景区初态聚类分流实证研究

根据前期对九寨沟景区运行现状的仿真模拟以及对景区旺季客流的时空变化特征的分析,得出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景区内各景点旅游负荷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发现,导致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系统处于初态时对于景区内游客的分流措施不得当。为此,本文提出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景区内景点进行聚类,确定初态分流区域及其分流比例,作为初始方案,并建立数学模型,使用LINGO软件求解,结果表明,车辆在各分流区域的分配比例基本符合按照区域容量所求出的初态分流比例,这为后期的稳态和终态时空分流导航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的研究是达到总目标:整个系统内各景点负荷均衡,提高景区游客旅游价值,实现景区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步骤。     

中国国际保护地资源代表性与国家公园建设

国际保护地是在国际上具有独特价值或突出意义的区域,其保护的资源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性,而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两者在保护对象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研究国际保护地的代表性资源,可为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资源层面的参考。本文以中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从建设目的和保护对象方面剖析其资源属性,并对122处国际保护地的建设现状、代表性资源进行梳理,分析资源代表性应具备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保护地的资源代表性体现在生态系统的典型性、特有物种的唯一性、地质资源的科学价值、景观的美学价值、文化遗产的象征性5个方面,在资源管理上通过定期评估考核的方式保障资源的公益性利用。国际保护地的代表性资源可为国家公园的建设和选取提供参考,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可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特色内容,在资源管理上应注重培养和提高公众的国家公园公益性意识。     

论黄山风景区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战略

黄山风景区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介绍了黄山风景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论述了对黄山风景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保护黄山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的战略措施。     

中国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与土壤生物初步研究

我国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在近5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土地质量退化,石漠化严重。近几年,我国西南已进行了有效的喀斯特生态环境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石漠化严重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受到明显抑制。云南省石林风景区乃古景区主要有自然灌丛、次生柏树、原生草地、次生草地和裸露红土地等5种不同植被覆盖生态系统样块地。在该地按不同土壤深度采样, 分析了土壤含根量,土壤生物的群落构成, 进行了土壤生物多样性指标计算。研究样块地共采集到土壤动物标本5门10纲28目(类)共935头,表明该区土壤动物生物量较同纬度森林生态系统小, 并且以蜱螨目、弹尾目、线虫目、鞘翅目和后孔寡毛目为优势类群, 线蚓目、蜘蛛目、鳞翅目、双翅目为常见类群。土壤生物多样性指数在1.5以下, 并随植被退化而急剧降低至裸露地的0.11。派盾螨科在石林景区各种环境下均有较多分布, 是本灰岩红壤地区的适生类群。螨类中的礼服甲螨科和士革螨科对生态系统退化十分敏感; 而螨类/弹尾类总个体数比值> 1.5, 与同纬度森林生态系统中<0.55有根本不同。喀斯特区域的生物量(个体密度)和类群数都大大低于同纬度低海拔非喀斯特区森林生态系统下。说明喀斯特景观在土壤动物多样性角度上的脆弱性, 并说明生态系统保护对于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基于IPA法的民居类世界遗产地游客满意度评价——以福建永定土楼为例

近年我国民居类世界遗产地旅游获得快速发展。以典型民居类世界遗产地福建永定土楼为例,从游客满意的视角出发,构建土楼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IPA法与问卷调查法,评价福建永定土楼游客满意度。结果表明：①游客认为影响土楼旅游满意度的各要素与指标均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其中以旅游资源特色、旅游交通状况、旅游安全与环境质量最重要;②IPA指数分析表明,要素层与指标层的满意度均低于重要性,其中87.5%的要素层因素的满意度与重要性存在3.15%～35.48%的差距,而93.10%的指标层因素的满意度与重要性存在1.11%～56.38%的差距;依据IPA指数测评标准,对要素层和指标层中的各因素进行评价;③针对IPA指数与象限分析结果,提出各象限的提升策略。研究成果可为福建土楼旅游开发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有助于民居类世界遗产地的科学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Trade-related influences,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utbound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determinants of outbound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he roles of trade-related influences and the destination countries’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ased on cross-patenting from 30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between 1995 and 1998,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behavior of outbound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s strong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rade-related influences, like exports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Moreov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a country with stronge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tends to force more foreign inventors to file for patent applications, lending a supportive view of cross-country evidence for the strong-IPR hypo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