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毕生读苏轼

毛泽东毕生读苏轼、谈苏轼、评苏轼。他与文化界名流会见,时时谈论苏轼;他巡视大江南北,劝说基层干部读苏轼;他将苏轼诗词印成文件,在党的会议上散发,让大家研究讨论;他闲时吟诵、书写苏轼诗词,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脑筋"。     

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苏轼研究述略

二十一世纪以来,苏轼研究依然是韩国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自2000年到2019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介绍苏轼生平和阐释苏轼诗词的专著有18部,以苏轼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有105篇,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有106篇之多,涉及到苏轼的思想和生平,苏轼诗词的内容及风格,苏轼诗词的诗歌意象,朝鲜文人对苏轼的接受与传播,苏轼诗词与中朝文人作品比较研究等多个领域。现将这一时期韩国苏轼研究的情况作一大致介绍和说明,并对这一时期韩国的苏轼研究进行简单的述评和展望,以期给国内的苏轼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苏轼研究方法漫谈

回顾近千年来苏轼学术史的发展,在苏轼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形成了不少研究苏轼的有效方法。我们今天研究苏轼,应该总结苏轼自己是怎样治学和创作的,用苏轼采用的一些研究问题的方法来反观苏轼,似乎也是一种富于启迪性的借鉴。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观察和评价人物的方法以及“厚积薄发”研究法,都对我们深入苏轼研究、提升研究水平,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眉山苏轼符号

眉山苏轼遗迹大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眉山苏轼遗址比较重要的有纱縠行故居、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它们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演变成为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和苏轼文化之根。因此,潜意识乃苏轼的文字之根、仁政之根、灵魂之根。     

苏轼的舒州卜居梦

当今学者多持苏轼来舒之说,其论据主要有三:其一,苏轼被贬黄州期间郊游舒州;其二,苏轼曾到任舒州团练副使之职;其三,安庆地区方志所载苏轼诗文均言及在舒州郊游。但仔细考订,苏轼与舒州未曾谋面:一则苏轼在黄期间未得离开,何谈郊游舒州;二则苏轼并未到任舒州团练副使;三则府志记载诗文多非苏轼所作。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果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叶梦得与苏过

叶梦得与苏过等苏轼后人有着深厚的情谊,文学史上有名的“许昌唱和”,由叶梦得主盟,苏轼后辈有三人参与,蔚为一时之盛;苏过等苏轼后人,事实上已成为叶梦得认识苏轼、走进苏轼、研究苏轼的重要窗口和桥梁。     

一生尊师的黄庭坚

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曾与秦观、张来、晁补之一同拜学于苏轼门下,成为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他深受苏轼教诲,苏轼也很赏识他。黄庭坚还是江西诗派的开山大师,他的诗文与苏轼的诗文同样受到人们的称赞,因此有“苏黄”之称。然而黄庭坚一直对苏轼非常敬重,对苏轼的教诲铭心不忘。在他的家中一直悬挂苏轼的画象,直到晚     

读帖、观画、访迹：宋代禅僧“苏轼情结”谫论

宋代禅僧围绕私人收藏的与苏轼有关的书法、绘画及探访苏轼遗迹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和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和思想话题的辨析体现了他们深厚的苏轼情结。通过读帖、观画,惠洪抒写了他对苏轼忠义精神的推崇、风范气度的钦佩和才学识器的仰慕。居简、大观、宝昙或认为苏轼诙谐幽默的个性与其端正严谨的书法不相侔,或相信他字如其人,或对遭受迫害的苏轼寄寓了深切同情,或尖锐批判构陷苏轼的小人,或赞赏画师对苏轼神态的精准把握。通过访迹,宝昙惋惜遗迹堙没,追忆了苏轼与道潜的友情;居简对苏轼超凡的人格魅力致以崇高敬意。宋代禅僧的苏轼情结反映了其行为观念趋向“士大夫化”,禅宗高度重视苏轼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利于自身发展并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创作。     

从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受容与警惕看苏轼的诗风

白居易对苏轼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直接表现在诗歌创作上。通过对苏轼诗语出白居易诗歌的分析,从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受容与警惕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苏轼诗风与白居易的联系以及苏轼晚期诗风的转变。     

苏轼和李白

苏轼对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许多诗人都有所学习、借鉴,其中以李、杜为最。苏诗的基本艺术风格,与汪洋恣肆、豪放雄奇的李白诗歌十分接近。苏轼对李白及其诗歌,作出过许多高度评价。在苏轼的诗词作品里,有不少地方受到李白的影响。苏轼还好以李白自喻。苏轼与李白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苏轼的写景诗多理性思考,白诗则多主观激情;苏轼诗歌在句式上比李白更散体化。就人物性格言,苏轼在身处逆境时比李白更为豁达、开朗。     

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

苏轼与章惇都是北宋的政治家,二人早年交好,章惇曾给予苏轼不少的帮助,在苏轼身处逆境时也能援之以手。后来两人交恶,章惇对苏轼恨入骨髓,直欲置之于死地。究其原因,固然出自章惇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也与苏轼出言无忌的直率性格有关。苏轼与章惇交恶,也是北宋新旧两党争斗的反映,在这种大背景下,必然会有牺牲品。苏轼和章惇深陷党争之中,不可避免地酿成人生悲剧。     

苏轼与李廌师友关系论析

苏轼与李廌之父李惇为同榜进士,李廌缘父执之谊与苏轼结交,遂得侧身门下,荐名于“苏门六学士”之列。李廌一生贫困潦倒,而苏轼特以故人之子相待,在生活、仕途、文学等各个方面给予他诸多帮助。苏轼善待李廌,而幼年丧父的李廌也以事父之礼敬事苏轼,奔走师门,于苏门诸学士为最勤。李廌除了与苏轼交往外,还与苏辙及苏轼诸子相交游。     

苏轼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全国苏轼研究学会于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在河南平顶山市召开了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近年来苏轼研究的评价与会者普遍认为,近年来苏轼研究成绩是显著的。不过对苏轼的散文的研究,同苏轼诗词及其生平事迹的研究相比,差距甚大。苏轼诗词均有很多注本,并有大量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研究的论文,而苏轼散文研究多停留在微观研究上,许多论文仅是赏析其名篇,至今还没有苏轼散文的完整注本,应当引起重视。     

苏轼“最善少游”探赜

苏轼是北宋中叶文坛领袖,他重视奖掖和提拔人才。在苏门作家中,秦观最得苏轼垂青,得到苏轼的帮助最多,他自与苏轼订交后,人生之路便与苏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俱荣俱损。何以苏轼于“苏门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主要是因为秦观才学出众,二人脾气相投,因而心神交契。     

韩国古代李睟光的苏轼哲学思想批判探析

朝鲜朝中期的文坛,创作思想与文论观点开始弃宋而转入于唐。在这样的大的文学思潮转变过程中,李睟光的苏轼批判是这一文学思潮转变的代表性标志。苏轼所关注的问题是从哲学思想入手,探讨文艺观的问题,而李睟光对苏轼的误读,是将苏轼的文艺思想重新纳入哲学思想,从全面承纳程理学的角度,借阐释苏轼文艺观来批判苏轼哲学思想的。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略谈苏轼的《醉道士石》诗

据《苏轼年谱》,元丰八年(1085)八月下旬,苏轼从常州赴知登州任途中经过扬州时,杨康功献醉道士石请苏轼赋诗。在次年九月,苏轼在大风淮口舟中写下《醉道士石》诗。由此看来,苏轼作此诗时,他只是凭他的记忆写,石仍然为杨所藏,这就排除了苏轼在石上自书的可能性,现存于山东青州博物馆里的醉道士石上的苏轼的《醉道士石》诗并非苏自书,当是后代好事者所为。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